经济现实

第 102 篇 · 2016-05-26 · Economic Reality

6 月 13 日补记：下文于 5 月 26 日首次发表后，反响颇多。在随后的讨论中，我意识到，我本该用下面这样一段话开篇：

归根结底，经济学是对选择的研究。由于选择遍布人类经验所能想象的一切方面，经济学也随之包罗万象……

个体如何做出选择：你想要更好的成绩吗？更多放松的时间？更多看电影的时间？想取得更好的成绩，或许就得花更多时间学习，也许还要牺牲一些放松与娱乐。我们不仅要以个体身份做出选择，还要以社会身份做出选择。我们想要更清洁的环境吗？想要更快的经济增长吗？两者或许都可取，但净化环境的努力，可能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相冲突。社会必须做出选择……

我们总是想要更多更好的住房、更多更好的教育——几乎所有东西都想要更多更好的。

如果我们的资源……是无限的，我们就可以对每一个欲求说「好」——那样也就没有经济学了。正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无法对一切都说「好」。对一样东西说「好」，就意味着必须对另一样东西说「不」。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必须做出选择。

我们无限的欲求不断与资源的限度相碰撞，迫使我们挑选某些活动、摒弃另一些。稀缺，就是不得不在各种备选项中做出抉择的状态。

——Libby Rittenberg & Tim Tregarthen，《宏观经济学原理》（Macroeconomics Principles）。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正因如此，我们每天都在做经济选择。人人都知道，这类选择无可回避。

人人——除了政客。政客向你许诺更好的成绩和更多的闲暇，更清洁的环境和更快的经济增长。这正是我写这篇备忘录的原因：在政治与政府中——与现实世界不同——「或」这个字常常被扔出窗外，由「与」取而代之。什么选择都不必做。

几个月前，我看到一幅漫画，画着两位初选对手。一位下面写着「胡扯」（bulls**t），另一位下面写着「白拿」（free s**t）。任何选举季都注定少不了前者的胡言乱语，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后者并不现实。我写这篇备忘录，就是要帮读者理解为什么。

1977 年，为应对阿拉伯石油禁运带来的严峻能源前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设立了能源部长一职，并选定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出任美国首任「能源沙皇」。此前施莱辛格曾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与国防部长；更早年间，他还在弗吉尼亚大学教过经济学。有一个关于他教书岁月的故事——无疑是以讹传讹——在施莱辛格履新之际广为流传，让我忍俊不禁。

据说，施莱辛格是位极富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布道者，他经济学课上的两名学生于是决定毕业后去经商。他们的计划是：向银行借钱、买一辆卡车，用它去弗吉尼亚乡间收购木柴，再转卖给乔治城（Georgetown）的权贵们。施莱辛格对他们的创业倾向大加赞赏，两人便满怀热忱地干了起来。从开业那天起，这两位昔日学生的生意就应接不暇。

因此，当银行家打电话告诉他们账户已透支、卡车即将被收回时，他们大为震惊。他们联系了施莱辛格，一五一十地讲述经历：事实上，他们确实能以每考得（cord，木材计量单位，约 128 立方英尺）50 美元的价格大量收购木柴，也确实能以每考得 40 美元的价格把所有木柴卖光。他们怎么会破产？到底哪里做错了？施莱辛格抽着那从不离身的烟斗，缓缓说道：「答案显而易见：你们需要一辆更大的卡车。」

施莱辛格本人绝非如此（虽说上面那个故事似乎暗示相反），但多数普通公民并不具备判断什么在经济上可行、什么不可行的本事。既然我们正身处选举季，各种包治经济顽疾的许诺满天飞，现在正是探讨「在经济规律的范围内，什么能做到、什么做不到」的恰当时机。经济规律或许不像物理规律那样百发百中，但它们大体上划定着结果的可能范围。我在这里的目标，是指出央行与政府试图做的一些事——以及候选人承诺要做的一些事——是如何与这些规律背道而驰的。

读高中时，一位好朋友说服我去修一门会计课。我发现，我们学的复式记账法逻辑严谨、对称工整、毫不含糊。学完会计我又学了经济学，发现它同样合乎逻辑。我这辈子从商的命运，就此注定。

与施莱辛格故事的寓意一样，经济学的其余部分也相当直白，它的规律相当可靠。如果你 50 美元买进、40 美元卖出，你就赚不到钱……没有例外（也撑不了多久）。这让我想起 2000 年 1 月我在《bubble.com》里用过的一个笑话——那是我父亲大约 60 年前讲给我的：

「我卖的每样东西都在亏钱。」
「那你靠什么维持经营？」
「靠走量（volume）赚回来。」

对我们这些身在商界的人来说，经济学界定了现实。（你或许以为听过我对它冷嘲热讽，但我讥讽的是经济预测，不是经济学。两者天差地别。）本篇备忘录的主题，就是经济的种种现实。我的主要方法是：描述人们（尤其是政客）倾向于提出的、与经济现实相冲突的种种方案，并解释它们为什么不大可能奏效。

让我们从央行实施货币刺激的尝试说起。当央行想帮助经济增长时，它们会采取行动，比如降低向银行收取的贷款利率，或者——近年来的做法——买入资产（「量化宽松」）。理论上，这两者都会增加流通中的资金、鼓励经济活动。利率越低、流通中的钱越多，人们和企业就越可能借贷、消费与投资。这些都会让经济更有活力。

但这里有个陷阱。央行行长们创造不了经济进步；他们只能暂时刺激经济活动。GDP（国内产出）大致可以看作就业的劳动量乘以生产率——即每单位劳动产出的数量。长期而言，这些因素与流通中的货币量或利率水平无关。经济活动的水平，由这个国家的生产率决定。

央行的行动可以鼓励或加速经济活动，但创造不出原本不会发生的经济活动。央行所做的，很大一部分是把原本会在未来发生的某些事，提前到今天发生。这些效果能否持久、是否不过是在一场零和游戏里把事件提前，目前并不清楚。不过，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兰德尔·克罗兹纳（Randall Kroszner）教授在信中告诉过我一点，很有道理：

〔央行〕可以帮助防止一场彻底的金融熔毁，以及金融崩溃所伴随的、殃及整个经济的负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要做法得当——它们的行动就不仅仅是把未来的生产提前到现在，而是能帮助避免恐慌造成的经济活动损失。

从前，汽车常常发动不起来，人们可以往化油器里喷一些液体，帮车子启动。但那不是能长期使用的燃料。

举例来说，借钱给人，能让他们今天就买到原本可能要等以后才买（甚至根本不会买）的东西。如果一个消费者靠低息贷款今天买了一艘船，明年他就不会再买船了。借钱给人并不会改变他们一生的收入——也就是说，当贷款需要偿还、可支配收入随之收缩时，消费者日后可能买更少的船。

就目前而言，过去七年的情况表明：（a）央行一直没能创造出它们所期望的增长，（b）每一轮接踵而至的刺激，其效果似乎都在递减。

我的底线是：与其说央行能让经济更有生产率，不如说每个经济体都有一个自然增长率；决定长期产出的，是这个自然增长率，而不是央行行长的行动。

近些年来，下面这些地方有什么共同点：中国、爱尔兰、西班牙和亚利桑那？答案很简单：大量空置的新建住宅。在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地方的政府与央行选择通过让建筑融资唾手可得，来鼓励经济增长。这可以给经济带来奇迹……在 2007-08 年危机之前的那些年月里，它们也确实创造了奇迹。

建筑业增加了对劳动力、建材、配套服务与周边产业的需求。只有一个问题：宽松的融资——尤其当它足以覆盖 100% 的成本时——会诱使开发商去建造没有需求的房子。建造卖不出去的住宅、没人需要的写字楼与不经济的基础设施，短期内推高了 GDP，却拖累了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尤其是那些贷款给建筑商的机构。到头来，坏账留在银行手里，也许还得靠纾困收拾残局。

另一个例子是舜天船舶（Sainty Marine），这家中国国企最近上了头条——它是中国第一家申请破产的上市公司。舜天船舶起初做船舶买卖，随后转向造船，而它造船所依据的合同——与业内其他地方不同——都没有金融担保作保障。造船需要融资，它从国有银行拿到了钱。可是，当一家国有银行贷款给一家国有造船厂，谁在做符合商业理性的决定？谁会操心船有没有租约、拥有它们能否盈利这类问题？

关键在于：过度建设这类错误随时可能发生——但如果没有人依据经济原则做决定，它们就更容易发生。如果放贷人员发放贷款时对贷款能否收回没有切身利益，他们就不太可能对资质不佳的借款人说不；如果借款人不会因还不上贷款而受影响，他们当中又有谁会拒绝送上门来的融资呢？

并非所有贷款都能成功。而当它们不成功时，放贷方与借款方通常都要付出代价。正如有人所说：「破产之于资本主义，犹如地狱之于天主教。」当相关各方既没有利润的激励、也不担心亏损时，很难指望他们做出好的经济决定。

前几天上班路上，我听到法国发生抗议的新闻。工人们在抱怨可能出台的劳动法规改革——那些改革会让他们的饭碗更不稳定。简言之，法国工人喜欢现状：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被推到 35 小时以上，雇主解雇他们要经过一整套旷日持久、折磨人又前途未卜的程序。他们还喜欢悠长的假期和国家提供的大量福利。问题是：如果每周工时并不高于平均、每小时生产率也不高于平均，那么支付高于平均福利的钱从哪里来？政府与法规创造不了繁荣。

在当前的竞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吁全民免费医疗与免费公立大学教育。而所有候选人都誓言保护现行水平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福利——除非做出其他改变，这些福利注定会让该体系破产。这样的福利必须有人买单。这笔钱要么来自「当期收入」——即 GDP 的一个份额（也就是税收收入）——要么靠借债。但政府无法凭空变出用于支付的钱。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与家庭和企业并无太大不同。

一些政府自以为有办法创造「提供更多」的奇迹，其中之一就是向富人加税。毕竟，富人——按定义——拥有的钱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其他所有人靠少得多的钱也能过活。

过去十年，民粹主义一直是政治中迅速抬头的一股力量。它主要指划清阶级界限、声称站在普通人一边。这往往归结为利用收入较低的多数人对富裕少数人的怨恨。在眼下这场美国总统选举中，民粹主义是一股特别强大的力量——工人阶级因全球化、工作外包、以及一些人跟不上的技术进步而心怀不满，民粹主义正是以此为养分。两党都出现了「局外人」或非建制派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伯尼·桑德斯；他们告诉选民，经济不为他们服务，并诉诸他们对日子过得更好者的怨恨，因而大获成功。如今连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在谈论富人与权势者：「牌局是向着他们码的……我的工作就是重新洗牌。」

税收是政客把阶级怨恨付诸实施的主要工具。许多人最终会搬出那句老话：「我们不是要榨干富人，我们只是要他们缴纳公平份额。」我在《皆为税事》（It's All Very Taxing，2011 年 11 月）里详细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我认为：（a）根本无法确定公平份额是多少，（b）关于这个问题只有自封的专家们的意见，（c）「公平份额」似乎总是指「比他们一直在缴的更多」。

有理由假定：多数民主社会最终都会走到那一步——多数人把顶层视为一头可以无限挤奶的奶牛。「咱们再敲他们一笔；他们拿我们没办法。」但事实是，这种「多数的暴政」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第一，当有能力者拥有贡献的强大激励时，社会会过得更好。第二，当税收变成没收性的，向上的抱负与流动就会受到限制。最后，面对节节攀升的税率，纳税人未必就束手无策。

这让我想起《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4 月 30 日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位顶级纳税人搬走了，新泽西为之一颤》（One Top Taxpayer Moved, and New Jersey Shuddered）。文章谈的是税率上调对纳税人行为的影响，起笔于这样一个事实：新泽西收入最高的单一个人已经搬去了佛罗里达。（新泽西已把最高个人所得税档从 1996 年的 6.37% 提到今天的 8.97%，而佛罗里达没有州所得税。）

「如果你一年赚几亿美元，又要向新泽西州缴纳将近 10%，这笔账你自己算得过来，」新泽西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布拉姆尼克（John Bramnick）说。「搬到佛罗里达，你一年能省几百万。你怎么能怪他？」……

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马里兰与新泽西，最富的 1% 缴纳了全部所得税的三分之一以上。如今，寥寥几位亿万富翁——甚至一个人……就能对州财政收入与预算产生显著影响。……

据州官员称，在加利福尼亚，2013 年有 5,745 名年收入 500 万美元及以上的纳税人（只占 1,360 万份申报表的 4/100 个百分点）贡献了超过 100 亿美元的所得税——约占全州所得税总额的 19%。「任何依赖所得税的州，只要这些人里有谁打个喷嚏，它就会生病……」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为减税而搬家，但有些人会。请记住，50 个州里有 7 个不向居民收入征税。因此我在这件事上的底线是——我认为就财政纪律而言这是好消息——各州别无选择，只能把纳税人视为可流动的。如果你把最高税率提高 10%，你从他们身上征得的税收不会增加 10%。南希（Nancy）和我在纽约见到的许多人，很大一部分住所都在佛罗里达。这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它应当约束过度盘剥富人的倾向。

美国是为数极少的、对公民全球收入一律征税的国家之一——无论他们身居何处、收入从何而来。因此，美国人没有什么好办法通过移居国外来逃避联邦所得税。（严格说来，他们可以通过缴纳一笔相当于「变卖全部资产、实现迄今全部增值」所应缴的税，脱离美国税制。但他们还必须放弃国籍、牺牲频繁回美的便利，愿意为此付出这一切的人屈指可数。）

当「榨干富人」运动来临时，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民都有更容易的应对之道（看看几年前法国开征 75% 最高税率时搬走的那批高收入者就知道了）。因此多数政府都明白：虽然它们能对有产者提高税率，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无法让那些人老老实实坐定、任人宰割。

国家政府让财政目标更容易达成的另一条路是印钞。但向市场倾泻更多货币，会稀释货币的价值。它们可以提高人们的名义收入，但人们最终会发现：自己更鼓的钱包里，购买力并不比以前多。

在《消极主义的极限》（The Limits to Negativism，2008 年 10 月）中，我谈到过：在魏玛德国，政府把 1,000 马克的纸币拿出来，盖上「一百万马克」的戳。可它仍然只买得了一头羊。

马克从 1921 年初的 60 兑 1 美元，跌到 1922 年初的 320 兑 1 美元，再到 1922 年底的 8,000 兑 1 美元。简直难以置信，但据维基百科（用户维护，也许并非总是最权威）：

1923 年 12 月，汇率是 4.2 万亿马克兑 1 美元。1923 年，通胀率高达每月 3.25×10⁶%（物价每两天翻一番）。

承印这些（新的 100 万亿马克）纸币的公司之一，提交了一张 32,776,899,763,734,490,417.05（3.28×10¹⁹，即 33 垓）马克的发票。〔这不是笔误。〕

政府制造通胀的一大好处，在于能用贬值的货币履行义务。这正是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恶性通胀背后的动机——让以马克计价的支出与债务更容易偿付。

今天，多数国家反而盼着通胀出现。通胀会降低国债的「实际」价值、减轻实际还款负担。财政部与央行试图通过降息与增发货币来催生通胀。例如，量化宽松就是美联储用新印的美元买入存量债券；这应当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推高商品的美元价格。瞧：通胀来了。

但各国政府的努力出奇地不成功——到目前为止，通胀仍然杳无踪影。通胀是一种神秘的现象（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性的）。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政府想不出怎么止住通胀；今天，世界各国又找不到办法把通胀启动起来。按经典理论，通胀来自（a）「需求拉动」——对固定供给的商品买家过多，或（b）「成本推动」——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今天这两种成因都看不到。于是通胀相当疲弱，这让那些想用更便宜的货币还债的国家大失所望。

还有一条相关的工具，同样能改善一国经济：法定贬值。一个国家可以调整本国货币的汇率，来增强自己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假设美国想增加制成品出口。办法之一是让商品更便宜。但如果制造商品的美元成本降不下来呢？既然如此，何不干脆降低「买一美元商品所需的外币数量」？

例如，假设美国某小玩意儿的售价是 100 美元，汇率是 10 鲁里塔尼亚戈比（Ruritanian kopeks，虚构国名与货币单位）兑 1 美元。那么这个玩意儿在鲁里塔尼亚要花 1,000 戈比。现在我们把汇率改成 8 戈比兑 1 美元。如今这个玩意儿对鲁里塔尼亚买家来说只要 800 戈比了。美国卖方收到的美元数没变，但鲁里塔尼亚买家为一件玩意儿所付的戈比却减少了 20%。美国玩意儿对鲁里塔尼亚的销量于是暴增。

当然，本币贬值让一国出口更有竞争力，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国民必须掏出更多本币来购买进口品。所以，就像这里讨论的其他事情一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国家想靠政策行动改善自身处境，余地很小——几乎不存在既能（a）不带负面后果、又能（b）在经济效率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提升长期前景的办法。

而且，顺带说一句，这里还有另一个弯弯绕：你不能只是「贬值自己的货币」；你只能让本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贬值。当多个国家想同时贬值时，会发生什么？中国想对日元贬值人民币，日本却想对人民币贬值日元。这就叫「竞争性贬值」。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每个国家不可能同时相对于所有其他国家贬值……尽管它们都会努力一试。

对贬值与汇率的这番讨论，最终会引向全球化与国际竞争这整个话题。全球化是当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话题之一，它正在塑造经济进步与政治话语。

让我们回到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岁月。美国本土——因为免于战火——无论实体还是经济都完好无损，而欧洲与日本已是一片废墟。美国企业表现强劲，富足的美国消费者构成强大的需求来源。在多数领域，美国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进口汽车」几乎不存在；我们的父辈（或祖辈）买的电视机、高保真音响与家用电器都是国产的。连我们的衣服都是美国制造的。

在这个极为有利的经济环境里，消费者、生产者与工人全都兴旺发达，在多数方面，美国人享受着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准。如今这一切都打上了问号，而这已成为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议题。以下是我在《什么让我担忧》（What Worries Me，2008 年 8 月）里写过的：

我们高生活水准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做同样的工作，报酬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高。只要（a）美国享有〔前面〕列出的那些好处，（b）有重大壁垒保护着现状，这就没有问题。可这件事凭什么该持续下去？它又怎么能持续下去？

想想两座城市。A 城的工作比人多，B 城的人比工作多。起初，A 城的人——劳动力相对稀缺——做同样的工作会比 B 城的人赚得多。他们继续赚得更多的关键，是存在阻止人们搬到 A 城的壁垒。否则，人们会从 B 城搬到 A 城，直到两城的人职比例相同、工资也一样。在诸多因素中，地理上的不平等依赖于资源的不可流动性。

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壁垒让我们的报酬居高不下。别国的产出不如我们的好。有些缺乏投资资本，有些不时被战争夷为废墟。它们或许没有我们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力，也没有我们的管理技能。高昂的运输成本、关税、偏见（我小时候，「日本晶体管收音机」就是「劣质」的同义词）或法律限制（例如不让外国航空公司在我们的市场自由竞争），或许一直在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国际贸易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所有这些都会随时间改变，而且很难看出美国工人收入上的至高地位如何能够持续……

1949 年，一款名叫大众甲壳虫的小车来到了美国。它样子古怪——圆滚滚的造型、发动机在后面——但天哪，它可真便宜：大约 1,300 美元。外国车的质量起初让人怀疑，但随着时间推移，质量改善了，价格/价值的优越性压倒了文化上的抵触，进口车在汽车销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那一年美国卖出了两辆甲壳虫，然后是几百辆，接着是成千上万辆。很快日本也开始送来丰田（Toyota）、达特桑（Datsun，即如今的日产 Nissan）与本田（Honda），它们同样大获成功。为了给这种成功找一个参照系——对照 1949 年的那两辆甲壳虫——1981 年日本汽车制造商签下了一份「自愿限制协议」，把每年能运进美国的汽车数量限制在 168 万辆。更晚些时候，韩国也开始向美国送车。今天，外国品牌占美国市场汽车销量的 55% 以上。当然，进口车的成功，相当一部分与成本较低有关。（今天在美国销售的「外国品牌」汽车，相当数量其实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不过是在没有工会的工厂里，其包括福利在内的总劳动成本，平均每小时比美国车企有工会的工厂低 10 美元、即每辆车低 250 美元。过去，当外国车确实在海外制造时，成本差距要大得多。）

如果外国车在「更好」与「更便宜」这两个维度上占了那么一头，美国车企的市场份额就注定要下滑。而当它真的下滑时，美国汽车工人的收入与生活水准，就不得不开始向那些在海外制造性价比更优汽车的人看齐。随着 20 世纪的推进，贸易壁垒、高昂的运输成本、强大的工会与惯性让美国工人继续领先，但现实最终还是追上了这个行业。

举个例子：汽车工人工会为工人争取到了优厚的福利，而据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5 年，福特每小时平均工资 27.41 美元与〔外资工厂的〕23.79 美元之间，存在 3.62 美元的差距。把附加福利、法定支出、养老金、退休人员医疗保健及其他离职后劳动成本加进去，差距扩大到 20.55 美元（64.88 美元对 44.33 美元）。

美国车企能卖出多少背负着巨额福利成本的汽车，是有限度的——而外国车的成本中，福利所占要少得多。底线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如果 A 国的人愿意以低于 B 国人的报酬工作，那么 B 国的制造商只有四种可能：

• 同样的产品卖更高的价，从而失去市场份额；
• 成本更高的产品卖同样的价，利润更薄（甚至亏损）；
• 以同样的价格卖质量更低的产品（这大概长久不了）；或
• 让政府对外国货筑起贸易壁垒——例如拉平售价的关税，或抑制竞争的配额。

于是，美国车企的经营与财务状况不断恶化，以至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与克莱斯勒（Chrysler）申请了破产（从而得以削减成本、甩掉福利），福特（Ford）则以彻底重组实现了同样的结果。此后工人签订的合同更为紧缩，这必然导致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下降。这是工人阶级当下不满背后的原因之一例。

当然，这把我引向那个触发本篇备忘录的、比任何其他念头都更重要的想法：「我们要把工作带回来。」唐纳德·特朗普最铿锵的承诺之一，就是他将回应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他国的问题，让商品再次在本土制造。伯尼·桑德斯反对自由贸易，主张我们必须「制定要求美国企业在国内、而非海外创造就业的贸易政策」。这些立场可行吗？（容我插一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现有 1,230 万，比 1979 年 1,950 万的峰值下降了 37%。那么，制造业产出的价值是在什么时候见顶的呢？答案或许让你意外：今天！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当前水平正处在历史高点附近，大约是 1979 年的两倍。产出翻倍而工人不到三分之二，意味着人均产出增长超过两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 1979 年的生产率来生产今天的产出，就得额外雇用 2,500 万工人！所以，举例来说，虽然 2001 年以来我们因中国流失了 320 万个岗位，但因生产率提高而消失的岗位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也许，如果政府想保住就业，干脆宣布生产率进步非法好了。这个念头让我想起 19 世纪初的卢德分子（Luddites）——那些对工业化不满、联手捣毁节省劳力的工厂机器的英国纺织工人。当然，历史表明，想靠法令或意志力阻挡经济进步，是难上加难的。）

让我们假设：在中国制造手机这类劳动密集型商品，比在美国制造便宜得多（这并非不合理的假设，因为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收入不到 9,000 美元）。再假设：一部手机运到美国零售商手中的成本，中国造是 100 美元，美国造则是 150 美元。那样的话，特朗普或桑德斯政府将有以下几种选择：

• 禁止进口手机，要求它们必须在美国制造，成本 150 美元；
• 找到愿意拿中国工资干活的美国人，把成本降到 100 美元；或
• 对中国进口货征收关税，把美国零售商拿到手机的成本拉平到 150 美元。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可能。第一条在今天这个时代大概行不通。第二条同样不太可能——愿意干那种枯燥活计的美国人寥寥无几，而且不到每小时 5 美元的中国工资，也低于我们的联邦最低工资。那就只剩第三条：关税。事实上，特朗普先生已经说过，他要对中国进口货征 45% 的关税、对墨西哥征 35%，对其他国家商品还要征种种关税。这样做有几个问题：

• 第一，这类关税很可能为现行贸易协定所禁止。要征收它们，我们就得废止那些协定。
• 我们必须想想报复行动——其他国家难道不会对美国出口征收抵消性关税，从而进一步伤害我们的制造业基础吗？正如《纽约时报》5 月 3 日所写：「发动一场贸易战，对丢掉工作的工人来说或许痛快，但不大可能创造多少工厂岗位。」
• 如果我们最大的债主中国哪天决定不那么热切地参与美国国债的新一轮融资，我们为不断增长的国债再融资的能力会怎样？
• 不断升高的壁垒，会对二战以来美国扩大贸易协定的一大主要动机——防止冲突——造成什么影响？
• 最后，也是最简单的：哪个美国人愿意为一部手机比今天多付 50%？

这提醒我们：「经济常识」并不那么平常。那些认为「把工作带回来」是个好主意的选民，有没有想过——按美国工资制造的商品、或把中国货成本拉到美国水平的高额关税——会对他们的生活成本造成什么影响？我猜他们没有想过。据估计因中国而失去制造业岗位的 320 万美国人的利益，要如何与不得不为进口货多掏一大笔钱的数亿人相平衡？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配额、关税与补贴，都是各国保护那些「没有这些东西就无法与国际竞争者抗衡」的产业的方式。因此，它们是「政策决定如何导致扭曲」的绝佳例证。既然享受关税与补贴的产业，按定义就是没有它们便无法竞争的产业，那么要实施这些东西，就得有人做出决定：（a）这些产业应当被维持下去，（b）应当阻止这些产业的消费者享受本可更低的价格——也就是消费者若能不受阻碍、免税地买到外国货，本可享有的价格。

我们是想补贴本国农民，还是想允许美国人从国外购买廉价农作物（然后让农民破产）？撇开战略性的国家考量不谈：我们是想保护那些美国缺乏竞争力的产业里的工人岗位，还是想让美国消费者整体把生活成本降到最低？每一次，答案都是二选一……而不是两者兼得。

与这里讨论的许多事情一样，底线是：经济规律无法被无视，神奇的解决方案也不会因为我们盼望就凭空出现。虽然远非全部原因，但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人愿意以低得多的报酬工作。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这意味着美国人无法同时享有过去那种高薪制造业岗位，和近来一直买着的低价商品。征收关税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只要美国工人要求的工资高于别处的人，他们就不大可能为世界其他地方制造多少东西——甚至为自己也制造不了多少。这是一个无比清晰的例证，说明经济现实如何让「难题的轻松解」难以寻觅。

既然谈到了工资，也该提一提最低工资。美国政府于 1938 年依据《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首次设立联邦最低工资，定为每小时 0.25 美元。此后它被上调了 22 次，如今是 7.25 美元。而在州这一级，法规拼成了一幅百衲被。少数州没有最低工资；一些州的最低工资低于联邦水平；许多州采用联邦标准；还有一批州的最低工资高于联邦水平。

就在今年，把州最低工资提到 15 美元（带例外条款）的法案已在加利福尼亚（到 2021 年底，从今天的 10 美元起）与纽约（到 2018-19 年底，从今天的 9 美元起）通过。最底层工人的工资提高后，他们多出来的钱从哪里来，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围绕提高最低工资的辩论喧嚣而莫衷一是……而且主要是个意识形态问题。保守派与商界利益确信：提高最低工资对企业和工人都是灾难。如果更高的工资推高了售价——相对于劳动成本更低的竞争对手——企业与就业都会受损。如果售价与非劳动成本不变，那就只有一个固定大小的馅饼可供分割（在工人工资与企业主利润之间）。因此，如果你强制规定每位工人拿更高的报酬、而企业主那一份保持不变，那么按定义，馅饼中的工资一份能覆盖的受惠者就更少；结果就是岗位流失。反之，如果更高的工资是从企业主那一份里掏的，那么新企业会更少开张、有些可能关门，结果同样是岗位流失。

另一方面，自由派与劳工组织坚称不会有实质影响。例如，据全国就业法项目（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的一项研究，自 1938 年以来联邦 22 次上调中的大多数之后，就业创造并未比此前放缓。而在为数不多的确实放缓的例子里，上调发生在衰退时期，所以或许并非工资上调所致。

在这两种极端立场之间（两者恐怕都不完全正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 一家位于高最低工资州、紧邻工资低得多之州的无差异化企业（想想快餐店），怎样才算合理？
• 同一个州里、劳动密集程度千差万别的所有企业，适用同一个最低工资合理吗？
• 一个州里无论盈利与否的所有企业——还有像医院这样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非营利机构——都适用同一个最低工资，合理吗？
• 一个州内部经济活力与生活成本各不相同的地域，都适用同一个最低工资，合理吗？
• 而且，鉴于我们现在谈的是 50-100% 的上调——相对历史而言的巨大变化——又鉴于美国已不再拥有先前历次上调时所具备的全部增长潜力与竞争力，「历史上就业影响一直温和」这一点还有参考价值吗？

桑德斯参议员说过，他要立法确立 15 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15 美元对所有的地区、州与城市都是合适的最低标准，这可能吗？（有意思的是，纽约与加州拟议的调整，对纽约市与罗切斯特（Rochester）、洛杉矶与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都区别对待。）而如果单一最低工资并不适合每个地方，又有哪个政府机构能完成「为每个地方设定恰当最低工资」这件不可能的任务呢？

我无意在此裁决最低工资问题，而只是想指出：这不是个容易的题目。仅仅靠强制规定更高的工资，似乎不大可能让所有人过得更好。一些企业会变得不那么成功、甚至无法存活；创业可能会受挫；进一步投资自动化的盈亏平衡成本会下降。（今天《华盛顿邮报》的头条：「前麦当劳 CEO 称提高最低工资将帮助机器人抢走工作」。）一些工人可能失业或找不到工作。请记住：政府与监管机构不创造财富，它们只重新分配财富。它们的影响大体上是一场零和游戏——除非放到最长期来看。

作为一名自称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对商业、尤其是金融业流露出敌意——「华尔街的商业模式就是欺诈」——而且听起来他会在监管经济方面走得很远。比如，他说过要拆分大银行（至于怎么拆，说得不多）。

与其逐一列举他的政策违反的经济规律，我宁愿问几个我认为切中要害的问题：

• 美国攀上世界经济之巅，靠的是什么？（如果他不把我们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那我们意见不合。）
• 那些在管制经济下繁荣兴旺的国家都在哪里？苏联和东德怎么样？（能并排观看前东德与西德，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对照实验吗？）古巴、委内瑞拉与越南的普通老百姓过得如何？中国为什么在不断增加对自由市场手法的运用？

要不要看看中央经济管制在实际运行中的例子？以下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6 年 5 月 12 日一篇关于委内瑞拉的文章的摘录（我加了些着重号，并重排了段落顺序）：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价格管制，它已经扩大到适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食品与救命药品——是的——还有汽车电池、基本医疗服务、除臭剂、尿布，当然还有卫生纸。表面上的目标是遏制通胀、让穷人买得起商品，但任何对经济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预见到后果：当价格被定在低于生产成本的水平，卖方就无力让货架保持充盈。官方价格很低，但那是个海市蜃楼：商品已经消失了。

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你能为商品定价，却无法强迫人们生产它们。这听起来很像经济现实。

这些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的价格管制，还只是那场巨大的经济灾难的一部分。它是怎么发生的？

不久前，委内瑞拉——「一个距离美国只有几小时航程的、看似现代、看似民主的国家」——还很富有，是个宜居之地。

坐拥世界最大石油储量、又处在疯狂石油繁荣的尾巴上，先后由〔乌戈〕查韦斯（Chavez）与 2013 年以来的〔尼古拉斯〕马杜罗（Maduro）领导的政府，在过去 17 年里收到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但随后它就开始见证：

由……查韦斯引入的「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实验。查韦斯自称穷人的捍卫者，发誓要把国家财富分配给民众，却把他的国家导向了这场全世界正目击的灾难——在他钦点的继任者马杜罗治下……

过去两年里，委内瑞拉经历了一场几乎从不会发生在一个像它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除非在战争中——的内爆。死亡率直线飙升；公共事业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三位数的通胀让超过 70% 的人口陷入贫困；无法无天的犯罪浪潮让人们夜间紧锁房门；购物者不得不排几小时的队买食品；医院里，婴儿因缺乏简单廉价的药品与设备而大量夭折，老人与慢性病患者亦然。

这就是一个曾经富有、曾经现代的国家，在中央经济管制之下沦落的命运。我们要不要也试试？

对我而言，关于经济现实的底线是：短期来看，政府在理论上具备以下能力：

a) 加速经济活动——把原本属于未来的活动提前到今天；

b) 以一部分公民的牺牲为代价，让另一部分公民的日子更好过（例如富人与穷人）；

c) 鼓励某一种活动而非另一种（例如为赚取资本利得而投资，而非为获取股息而投资）。

你可以把这些看作潜在有用的政策工具，也可以看作扭曲经济运行的行动。按定义，它们的设计目的，就是实现「市场若任其自由便不会出现」的结果。也许并非所有这些目标都真正可取，其中一些在写入法律之后，可能因为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不再被视为可取。有些问题——例如资本收入应当比劳动收入课以更高还是更低的税——纯粹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主要取决于政治立场。有些采取的行动，可能不过是政治恩庇、对选民忠诚的犒赏。

与上面那份「政府能对经济做的事」清单相对照，还有一份分量不轻的清单，列的是「它们做不到的事」。

a) 它们无法单靠刺激创造多少净增长、财富或繁荣。一个经济体会产出一定量的财富。这份财富可以被搬来搬去，但政府无法凭空把它变多。

b) 它们无法让所有人同时过得更好。它们多半只能从一群人那里拿走、给另一群人。一个例子是：通过进口关税提高某行业顾客所付的价格，来改善该垂危产业工人的命运。

c) 它们能采取的行动，很少有不对「潜在的受益者」以外的人造成影响、不给所有人带来二阶后果的。法国可以立法保护现有岗位持有者、让他们难以被解雇，但同样的法规会吓阻创业者与老板——使他们不愿开创新企业或扩张业务、不愿雇用新员工。

d) 虽然政府能提供激励、把人往某个方向轻推，但它们无法让经济体（或其中的人）按期望运转。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府试图通过邮寄支票来刺激消费（如今这叫「直升机撒钱」）。但节俭的日本国民把钱存进了银行而不是花掉，把政府的行为变成了「用绳子推水」的经典案例。

根本性的改善——例如投资激励、税制或基础设施方面的明智变革——可以提高增长曲线的斜率，为社会带来可观的长期净收益（尽管未必惠及每个个体成员）。短期补救则根本无法凭空创造财富。最后，让我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一段话作结——并添上几句我自己的话：「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若试图靠征税〔或刺激、或贬值〕让自己走向繁荣，就像一个人站在桶里，想提着桶把手把自己拎起来。」

2016 年 5 月 2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