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饼做大

第 114 篇 · 2019-04-01 · Growing the Pie

几周前，我们欣然宣布了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的合作伙伴关系——由此诞生了一家无论策略广度还是资产规模都位居前列的另类投资管理公司。结果我收到的提问是什么？「备忘录还会继续写吗？」——喏，这就是你们的答案。

有一件事，我虽然判断对了，却高兴不起来——那就是当前围绕我们经济制度这场辩论的基调。我 1 月备忘录《政治现实遇上经济现实》的大部分篇幅，都在为左翼民粹主义的抬头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忧心；而自那以后，这种情绪又进一步升温了。

我提到过一些已提交的立法提案：把企业的部分现金与治理权划归工人，以及为最高收入者增设更高一档的所得税。此后我们又看到了更多提议：财富税、更高的遗产税，以及——在纽约市——对「落脚公寓」（pieds-à-terre）征税。显然，在有些人眼里，企业和富人就是诱人的政治靶子，也是增量财政收入的上佳来源。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煽动人心，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言论广受欢迎。「他们拥有的太多了。」「我们被亏待了。」「制度被操纵了。」「他们是靠作弊才爬到今天这个位子的。」「富人不缴他们该缴的那一份。」诸如此类的口号，在对自身处境不满的人群中找到了知音；而要识破这些话里的谬误，却需要洞察力、历史感以及对经济学的理解——这些恰恰是许多人欠缺的。

现在是怎么回事？

在 1 月的备忘录里，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过去 10-20 年间，不断上涨的经济潮水已不再托起所有的船。此外，若干重大的社会与经济趋势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我说过，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粹主义的抬头。

雷·达里奥（Ray Dalio）和桥水（Bridgewater）其实比我的备忘录早了两天——他们于 1 月 28 日发表了一份出色的笔记，题为《民粹主义 + 经济疲软 + 央行宽松能力受限 + 选举 = 风险的市场与风险的经济》（Populism + Weakening Economy + Limited Central Bank Power to Ease + Elections = Risky Markets and Risky Economies）。其中有一段尤其吸引我：

财富上的差距——尤其是当它伴随着价值观上的差距时——会导致冲突不断加剧；而在政府层面，它便以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右翼民粹主义者（通常身为资本家）不懂得如何把饼分好，而左翼民粹主义者（通常身为社会主义者）不懂得如何把饼做大。

〔强调为引者所加〕

右翼民粹（站在唐纳德·特朗普背后）与左翼民粹（站在伯尼·桑德斯背后）在 2016 年总统大选季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这篇要谈的，是后者。

在 1 月的备忘录里，我花了很大篇幅论证：美国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功不可没。简而言之——借用达里奥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靠的是把饼做到最大：世界上最大的 GDP 总量，人均 GDP 也位居最高之列。而且，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让这张饼继续变大。非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带来经济增长与繁荣，这一点早有充分记载。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张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起来，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同样大小的一块。温斯顿·丘吉尔 1945 年 10 月 22 日在下议院的演说中，有一句话正源于这一想法：

资本主义的固有之恶，在于祝福分配不均……

和许多事情一样，这一次丘吉尔说得最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大块的饼很可能落到——比方说——那些更聪明、更有才华、更勤奋的人手里，但也可能落到那些更幸运或生于富贵之家的人手里。前三种理由通常被认为站得住脚，第四种则不然，而最后一种人们往往争论不休。资本主义创造的收益，与「更聪明、更有才华、更勤奋的人最终能分到更大块的饼」这一可能性密不可分——事实上正源于这种可能。另一方面，没有人认为幸运儿跟着沾光就是理所应当。而许多人认为，继承带来的好处至少应当被稀释一些（尽管通常不适用于施惠者或受惠者本人）。

那么，「左翼民粹主义者」想要的是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公平」、更平等的结果。他们对把这张饼做大谈得相对较少，谈得更多的是分配时的公平。正因如此，丘吉尔才在刚才那句话之后又补了一句：

……社会主义的固有之德，在于苦难平均分享。

放眼世界，有些国家强调平均分享这张饼，另一些国家则更关心把饼做大。强调平均分享的有古巴、朝鲜、委内瑞拉和苏联；把饼做大的，除了美国，还有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哪一组国家的人民普遍过得更好？你愿意住在哪一组里？

如今，许多人显然并不理解资本主义在创造美国人所共享的财富中起了什么作用。另一些人或许觉得，那个把我们带到今天的资本主义，在当时也许还不错，如今却不再需要了；因此我们应该转而关注更平等的分配。还有最后一类人，可能认为平均分享比创造更多繁荣更重要。

社会主义是在经济制度之上叠加社会政治考量，让平等凌驾于自利与个人动机之上；资本主义则没有这种侧重。在这种背景下，上个月查理·芒格提请我注意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农业史。以下段落摘自 1986 年《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上的一篇论文，讲的是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这会是一段很长的引文，但我认为，看看中国如何从「平均分享苦难」转型过来，是值得的：

长期来看（1957–1978），谷物产量的增长只是勉强跟上了人口的增长。在这一时期，中国实际上正变得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来养活它的人口……到 1978 年，大约有 3,000 万城市居民——约占中国城市人口的 40%——依赖进口谷物。大多数非谷物作物的表现甚至更不亮眼……毫不奇怪，农业产出的缓慢增长伴随着农民收入极其缓慢的增长……

到 1978 年，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显然已达成共识：农业产出痛苦而缓慢的增长，其原因是……中国集体生产结构的某些低效、推行地方自给自足所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农村集市的受限，以及农产品价格偏低对积极性的打击。

自 1978 年起，中共中央批准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逐一针对上述问题。集体化农业……被一种家庭耕作制度取代，土地在现存农户之间分配……如今，关于种植结构以及化肥等投入品用量的决策，由每个农户自行做出，而非由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决定……农民如今被鼓励专业化、面向市场生产，而不再被迫自给自足。通过重开农村集市，按比较优势种植得到了鼓励……

这些改革……带来了 1978 年以来空前的发展速度。以谷物产量为例，已从 3.05 亿公吨增至 4.07 亿公吨，年均增速接近 5%，是 1957 至 1978 年间 2.1% 历史增速的两倍还多……

官方正式放弃地方谷物自给的方针——集中体现在毛的口号「以粮为纲」上——以及农村集市的重新开放，刺激了非谷物作物生产的勃兴……

农业产出的空前增长，还伴随着实际农业收入的大幅增长……按现价计算，人均农业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升至 1984 年的 355 元……这些收益不仅来自农业产出的增长……也来自农村非农就业与收入的大幅扩张……

尽管去集体化为生产率增长的改善提供了激励，却也造成了……重大且部分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从较长期看，现有的灌溉系统靠地方劳动密集型维护能否为继，尚不清楚……现行体制几乎必然会对农村地区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最终引发严重的农村动荡……集体体制消亡的另一个看似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农村社会服务的供给受损。国家用于农村医疗与小学教育的预算资金一向有限，这些项目大多……依靠集体累积的福利基金维持……改革最后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其对预算的影响。尽管国家在去集体化的同时推出的较高农产品收购价，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生产者的积极性与生产率，但国家为这些激励所承担的财政负担，其攀升的速度远远超出了预期。

——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中国的农业改革》（"Agricultural Reforms in China"）

中国的这段经历，用短短八年讲完了整个故事：放松管制、放开控制；自由企业制度与逐利动机；更大的灵活性与更多选择；专业化的好处；以及资源经由自由市场的配置。结果：产量大幅提高，但也带来了更大的不平等与缩水的政府服务。换句话说，你不可能什么都占全。多数人因为改革而过上了好得多的生活；而在旧体制下，人人过得一样——但多数人过得远没有那么好。哪一个更公平？

资本主义既不懂、也不关心「公平」在平均分享意义上的含义。在它眼里，公平就是这样一个命题：能力更强或工作更努力的人，应当能够挣得更多。它说，这种可能性为勤奋工作提供了激励，并回报那些有所成就的人，最终让几乎所有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的故事——正如美国的故事一样——表明这条路行得通。

一个实例：我们喜欢这张饼维持原状

过去两年商界最大的新闻之一，是亚马逊为第二个总部选址的搜寻。共有 238 个城市、城镇及其他主体提交了方案，争相夸耀自己作为第二总部（HQ2）候选地的种种好处，其中许多还开出了财政激励。

重磅消息出现在去年 11 月：纽约皇后区的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与北弗吉尼亚一起被选中，成为亚马逊扩张的落脚点。皇后区这个项目的条件包括：亚马逊投资 25 亿美元；新增约 25,000 个亚马逊岗位（此外还可能在建筑、本地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业中带来数以千计的岗位）；此后 25 年间预计为州与市带来 270 亿美元的增量税收；以及同期以税收抵免和补贴形式返还给亚马逊的 30 亿美元。

这笔交易的支持者欣喜若狂。但反对的力量很快集结起来，2 月 14 日，亚马逊撤了。

该计划在一片对公共补贴的强烈反弹、对市政府与州政府闭门谈判这笔交易的反感，以及对其社区影响的担忧声中宣告破裂。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 月 22 日

那些想推动亚马逊员工组建工会的工会反对这笔交易，因为亚马逊有抗拒工会化的政策（不过毫不意外，建筑工人工会以及其他预期岗位将因此增加的工会，都支持这笔买卖）。

政治当然也掺和了进来——尤其是当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提名代表长岛市的迈克尔·贾纳里斯（Michael Gianaris）进入那个不起眼、却有权叫停该项目的「公共机构控制委员会」（Public Authorities Control Board）时。据《纽约邮报》报道，贾纳里斯反对这项补贴，还对市长与州长谈这笔交易时没有咨询他感到「恼火」。有人说，这项提名虽然从未真正生效，却是压垮这笔交易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民粹主义的言论也给这件事注入了怨恨——正如《纽约客》杂志 11 月 17 日一篇文章所述：

城市研究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告诉〔作者阿南德·吉里达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亚马逊的第二总部竞标「抓住了 21 世纪早期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他还说：「让一家由世界首富经营、市值万亿美元的公司，对美国（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两百三十多个城市来一场《美国偶像》式的拍卖，借机榨取各地关于选址与激励政策的情报，顺带从纳税人那里白拿 30 亿美元——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对当今企业权力之极端的一则可悲注脚」……

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纽约第十四国会选区的〔候任〕众议员，该选区横跨布朗克斯与皇后区的部分地区——在推特上批评了这笔交易。「在我们地铁破败、社区需要更多（而非更少）投资之时，〔亚马逊〕却将获得数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这一想法令这里的居民深感忧虑，」她写道……

周四接受电话采访时，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称这笔亚马逊交易是「打扮过的涓滴经济学」。「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私人企业的利益完全由公众来买单，」她对我说。「当你给全世界最富的公司三十亿美元的税收减免，那就意味着你在放弃我们的学校。你在放弃我们的基础设施。你在放弃我们的社区发展。」

——《纽约客》，11 月 17 日（吉里达拉达斯报道）

换句话说，让世界首富白搭其他纽约人必须付费的公共服务之便车，借此把他引过来，这背后是有机会成本的。

尽管民调显示多数纽约人支持这笔交易，反对者的联袂还是足以把亚马逊赶走。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对亚马逊而言，建设一个新总部的承诺，需要与州和地方民选官员建立积极、协作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须能长期保持支持。

这话听起来并不过分。

但亚马逊决定不推进，却成了左翼开庆功会的由头。市议员吉米·范·布拉默（Jimmy Van Bramer）说：

即便面对的是世界首富和世界上最富的公司，我们也没有屈服。亚马逊并不需要我们的 30 亿美元……

——《纽约邮报》，2 月 15 日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众议员则发了这样一条推文：

一切皆有可能：就在今天，一群坚定的、普普通通的纽约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击败了亚马逊的企业贪婪、它对工人的剥削，以及世界首富的权力。

换句话说，来自「进步派」左翼的回应是：那些工作，亚马逊爱要不要、爱塞哪儿塞哪儿去吧。

我并不是要单独挑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毛病，我对她也并无敌意。但她正是那套让我深感不安的主张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她所说的话恰恰是我想反驳的。下面是《华盛顿邮报》（其老板正是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2 月 21 日一篇题为《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是个经济学文盲——这对美国是个危险》的文章所言：

不妨举个实例：上周，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庆贺由她所在党内的民主党人谈成的这笔交易告吹——亚马逊本承诺在她自己国会选区隔壁的纽约长岛市建一个新总部。亚马逊的离开让这座城市损失了 25,000 至 40,000 个新增工作岗位。先不提亚马逊本会雇用的那些科技工作者。消失的还有所有那些用来建造总部的工会建筑岗位，以及数以千计由小企业——餐馆、小杂货铺、干洗店、食品餐车——创造的岗位，它们本已准备开门营业或扩张，以服务亚马逊的员工。亚马逊的退出令它们深受打击。

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毫不在意。「我们原本是在补贴那些岗位，」她说。「坦率地讲，如果我们愿意为这笔交易送出 30 亿美元，那我们也可以把那 30 亿美元投到我们自己选区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多雇一些教师。我们可以修好地铁。用那笔钱我们可以让很多人有活干，只要我们愿意。」

〔强调为引者所加〕

她完全没抓住重点。市政府的银行账户里从来就没有 30 亿美元躺着，等着要么拿去补贴亚马逊、要么拿去改善纽约人的服务。付给亚马逊的那 30 亿美元，并不意味着资源从其他潜在用途上被挪走了。它完全由或有的未来支付构成：亚马逊本该缴纳的税款，有一部分会返还给它，而税款的其余部分本可以用来支撑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没有亚马逊，这 30 亿美元根本不会支付出去（州与市也就不会拿到 240 亿美元的净税收）。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要么（a）完全误解了她所批评的这笔交易，要么（b）罔顾事实，去迎合那种旨在煽动怨恨、拉拢选票的言辞。你觉得哪一种解释更说得通？

许多读者喜欢我 1 月备忘录里那个故事：十个男人每晚在酒吧喝啤酒，各人按自己的能力付账。（它收在附录里。南希第一次读的时候漏掉了，希望你们没有。）当心怀感激的酒吧老板把他们共同的账单砍掉 20% 时，这十个人为这笔减免该怎么分吵了起来——因为减免的大部分看来都会落到最富的那个人头上（账单的大头一直由他付）。盛怒之下，另外九个人把第十个人揍了一顿。此后他再也没露面，剩下那九个人连每天的酒钱都付不起。他们可真让他见识了！

同样地，纽约也让亚马逊见识了一回！他们把它揍跑了，而它不会回来了。回头看看上面那些政客的言论，你会发现它们全都在说对亚马逊（及贝索斯）财富的怨恨，说那些补贴多么名不正言不顺。可对于失去的潜在工作岗位，对于什么才有利于纽约的经济——更重要的，什么才有利于纽约的人民——它们只字未提。纽约本有一个把这张饼做大的绝佳机会，而左翼民粹主义者找到了办法把它搅黄。

另一个把怨恨引向富人的例子，是纽约市已经提出的「落脚公寓税」。这项税的灵感来自一位基金经理：他买下一套 2.38 亿美元的公寓，作为第二（也许是第三）居所。该税将对价值超过 500 万美元、且并非主要居所的住宅与公寓课税，理由是这些业主的房产地处纽约、从中获益，却不缴纽约的所得税。可这主意聪明吗？

非定居业主几乎不使用什么市政服务，却照缴房产税。而且他们进城时，消费也为经济做出了贡献。他们真的在滥用这座城市吗？这项新税还会把高价住宅的一部分潜在买家拒之门外——而这些房子正是为他们建造的——从而加剧当前高端住宅的过剩。《纽约时报》（3 月 24 日）称「……这项税是让纽约市变得更公平一点的一个小小办法」，还提到对富裕的非定居业主征税在政治上颇受欢迎。但它显而易见的效果将是压低住宅市场、减少一大片相关行业的就业——那么它在经济上说得通吗？

极左的言论拿怨恨与分歧做文章，而且很容易被人囫囵吞下。但这些政策更可能做到的，是把苦难拉平，而不是扩大祝福——无论这祝福多么不均。

大约 50 年前，一位年长的朋友向我描述了在他看来是什么造就了美国的伟大：

当英国的工人看到老板开着他的劳斯莱斯驶出工厂时，他说：「我真想在那车底下放颗炸弹。」可当美国的工人看到老板开着他的凯迪拉克驶出工厂时，他说：「总有一天，我也会拥有一辆那样的车。」

如今，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拥有那辆凯迪拉克的美国人，已经太少了。把这个逻辑推到极端，就可能让美国的奇迹走向终结。因此，企业应当尽其所能遏止收入停滞与不平等的趋势……这不只是为了公平或慷慨，而是为了确保那个把我们带到今天的制度能延续下去。

资本主义是通往繁荣的最可靠之路。而它必须是负责任的资本主义。解决之道，绝不在于把世界上的亚马逊们拒之门外、对凯迪拉克们课以重税，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把这张饼越做越小。

HM
2019 年 4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