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实遇上经济现实

第 113 篇 · 2019-01-30 · Political Reality Meets Economic Reality

2016 年，我写了《经济现实》（Economic Reality，五月）和《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八月）两篇备忘录，讨论当时我认为重要而切题的主题。在后一篇里，我是这样总结《经济现实》的：

〔它〕描述了经济学如何定义并约束商业、投资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经济学确立了游戏规则与赛场的边界，而这些是不能被无视的。它们可以被改变，但不可能没有后果。

经济学的现实严酷而一贯，却也合乎逻辑。它们不像物理定律（比如万有引力）那样绝对，却能可靠地确立趋势与限度。

关键在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是人与组织所面临的选择，这些选择的代价、可能回报与潜在后果，以及人们如何做出有关这些选择的决策。这些正是人们达成经济交易的基础。也许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研究选择的学问。

三个月后，在《政治现实》里，我写道：

我一直觉得矛盾修辞法——那些自相矛盾的短语——很好笑，比如「特大号小虾」（jumbo shrimp）和「常识」（common sense）。我要把「政治现实」也加进这个清单。政治世界有它自己一套被篡改了的现实，在其中，经济现实似乎常常不起作用。无需做出任何选择：候选人可以把一切都许诺下来。而且没有后果。如果某件事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带来负面后果，政客们似乎也觉得完全可以无视……

本篇备忘录要描述的，是政治行为撞上经济现实时会发生什么。我将借用两个领域来说明：其一，政府正在采取行动的领域——关税；其二，政客们辩论日趋激烈的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限制。

在往下写之前，我想先像 2016 年在《经济现实》里那样声明：我写此文无意作出政治判断，也不想让哪位政客或哪个政党难堪。但经济方面的言论，无法与说出这些言论的人分开。如果你读到最后，你会看到，我对两党成员的行事方式都有可抱怨之处。

关税

关税近来成了大新闻，而它的复杂性使它极易出错，也正适合在这里讨论。

许多人——尽管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总体上比经济学家更多——为他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决定叫好。按简单的说法，他这么做是为了（a）减少我们对华贸易逆差、（b）支持美国制造商、（c）保护美国就业，但实际牵涉的事情还要更多。在 10 月 20 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独立的无党派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列举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种种指控：

……高于合理水平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政府补贴，以及旨在压低出口价格并减少进口需求的汇率操纵。

所有知情人都告诉我，这些指控是有根据的。它们并非新事，但以往的总统似乎没怎么着手处理，或者至少没拿出什么成果。显然特朗普喜欢采取行动，也不回避对抗。鉴于中国经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远甚于我国经济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又鉴于中国为实现其目标需要高速的经济增长，加征关税是特朗普促使中国改变行为的一条可行途径。

因此，我无意批评特朗普的关税，而是要把它们当作实例，说明本篇备忘录的核心信息：（a）经济行为带有成本与后果；（b）正因如此，大体上可以说，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c）鉴于这种复杂性，很少有人真正透彻地理解经济学；（d）正由于存在这种理解赤字，政客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得不到本应受到的审视。

首先是误解。美国与大多数贸易伙伴都存在长期贸易逆差；2017 年对华逆差高达 3,350 亿美元。特朗普把这些逆差理解为：我们的贸易伙伴在赢，我们在输。「有些国家占我们便宜好多年了……我们有贸易逆差，他们有顺差。」他尤其爱说「中国一直在要我们的命」，暗示贸易逆差有什么险恶之处。但这推论对吗？那天我去理发，付钱给理发师的时候，就制造了一笔贸易逆差。他拿到了我的钱，我得到了一个发型。我可没觉得自己输了。同样，中国企业从美国赚钱，美国消费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低价商品。在我听来，两边都是赢家。

特朗普说过：「如果我们不贸易，我们就能省下一大笔钱。」真的吗？只有当我们从此不再买那些一直进口的东西，或者能以更低价格在国内买到它们时，这话才成立。不跟中国贸易，真的能帮我们省钱吗？

说到底，谁在支付关税？关税是进口商缴纳的一种税，而且很可能转嫁给商品进口国的消费者。所以，光说「进口商在缴纳更高的关税」是不够的——美国消费者很可能也在为自己消费的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如果关税由进口国的消费者支付，那么加征关税想达成什么目的？简言之，是为了抬高外国商品的成本，从而抑制对它们的消费。但这又引出一连串反应：还会发生什么别的事？

让我们看看去年贸易摩擦升级中打出的第一枪：对进口钢铁加征 25% 关税、对进口铝加征 10% 关税。以下是众多可能的复杂情况、衍生后果与二阶效应中的一些：

• 对钢铁和铝这类进口中间品加征关税，可能抬高美国制造的成品成本：若提价，则削弱其竞争力；若不提价，则压缩其利润。据 2018 年 7 月 4 日的《纽约时报》：

代表美国铝业绝大部分的美国铝业协会（The Aluminum Association）表示，美国铝业岗位中有 97% 属于所谓的「下游」企业——把铝加工成汽车零部件等制品的厂商。这些公司因特朗普的关税而受损，因为它们的原材料现在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

• 为规避关税，美国制造商可以减少进口用于制造成品的外国钢铁和铝，转而增加进口用外国钢铁和铝制造的成品——这些成品不受关税限制。
• 更进一步，美国公司可以把制造环节迁到海外，削减国内岗位。在海外使用不受关税限制的低成本金属，可以在这些成品进口到美国时带来竞争优势。
• 非美国公司同样可以获得对美竞争优势。它们使用不受关税限制的低成本材料，在向美国出口成品时，可以获得更低的售价或更高的利润率。
• 尽管关税推高了成本，进口却未必真会被抑制、美国生产也未必真会受鼓励——仅仅因为美国的产能并不存在：

「现实是没有多少铝是在美国生产的，」埃里克·克雷普斯（Eric Krepps）说。他负责荷兰铝业公司 Constellium NV 的北美汽车业务。「即使我们想，也没法全都从美国采购，」……因为美国年产 560 万吨原铝，其中本国只生产 13%。（《华尔街日报》，2018 年 7 月 18 日）

• 既然关税可能抬高进口商品（或含有进口材料与零部件的商品）的售价，进口品竞争力的下降可能让国内生产商得以提价。结果将是所有品牌的消费品价格都上涨。
• 商品被加征关税的国家不太可能坐以待毙。报复总是可以合理期待的。「关税帮了一些公司，却可能伤害成千上万的其他公司。依赖海外市场准入的企业正遭受报复性关税的打击……」。（《纽约时报》，2018 年 8 月 7 日）
• 最后，一场以不断升级的关税为核心的贸易战，会让全球环境更不稳定：可预测性下降，不确定性上升。这对任何经济体都不是好事。

把视野从钢铁和铝移开：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进口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一事一直在讨论之中。上文关于钢铁和铝的某些考量并不适用于汽车——汽车是成品，不是中间品。但另有若干因素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复杂性：

• 美国公司在美制造汽车，销往海外。
• 美国公司在海外制造汽车，进口到美国。
• 在美国设厂的最大汽车制造商中，有些是非美国公司。
• 非美国公司在美国生产的汽车，许多是用于出口的。
• 在美国制造的汽车，装有大量别处制造的零部件。
• 去年在美国售出的汽车中，44% 是进口的。

7 月 20 日，《纽约时报》这样讨论了加征汽车关税的可能性：

若付诸实施，这些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比针对鱼类或钢铁的关税更深刻、更广泛。汽车不是在一家工厂里、由一支劳工队伍拼装起来的——它们是数百家公司在一条供应链中协作的最终产物，这条供应链可以蜿蜒穿过美国的小镇，也可以跨越大洋。

因此，对汽车进口加征关税可能带来：

• 美国人购买的所有汽车价格上涨；
• 随之而来的汽车销量下降；
• 制造商、经销商、配套企业及其员工的日子更难过；
• 从而整体经济收缩。（7 月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已宣布的关税若继续维持并动摇消费者信心，到 2020 年将使全球经济产出减少 4,300 亿美元，即半个百分点。」（《纽约时报》，2018 年 7 月 23 日））

说到底，关税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也不是稳操胜券的事。它是一种工具或策略，有潜在的好处，也有成本与风险。它能帮助经济的某些部分，同时伤害其他部分。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权衡取舍——这正是经济学的关键词。问题在于它是否值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一项针对奥巴马轮胎关税的研究发现，仅在 2011 年一年里，由于关税保住了至多 1,200 个岗位，美国人买轮胎多花了 11 亿美元。那几乎是每个岗位近 100 万美元——而保住的岗位平均年薪约 4 万美元。

2002 年乔治·W·布什总统加征的钢铁关税结果类似，受罚的不只是消费者，还有那些用钢铁制造其他产品的公司，比如建筑公司和汽车制造商。达特茅斯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估计，有 14 万美国工人从事钢铁生产，而 650 万工人制造的产品含钢铁。

「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说，『我们就是想帮帮钢铁生产商、股东，也许还有钢铁工人，』那说得通，」欧文先生说。「如果你在意的是制造业就业或制造业这个部门，那就说不通了。」（《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17 日）

下面我想用《经济现实》里的几段话，来为关税这个话题收尾：

那些认为「把工作带回来」是个好主意的选民，有没有想过——按美国工资制造的商品、或把中国货成本拉到美国水平的高额关税——会对他们的生活成本造成什么影响？我猜他们没有想过。据估计因中国而失去制造业岗位的 320 万美国人的利益，要如何与不得不为进口货多掏一大笔钱的数亿人相平衡？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配额、关税与补贴，都是各国保护那些「没有这些东西就无法与国际竞争者抗衡」的产业的方式。因此，它们是「政策决定如何导致扭曲」的绝佳例证。既然享受关税与补贴的产业，按定义就是没有它们便无法竞争的产业，那么要实施这些东西，就得有人做出决定：（a）这些产业应当被维持下去，（b）应当阻止这些产业的消费者享受本可更低的价格——那是若消费者能无障碍地、免税地买到外国货时本会通行的价格……

与这里讨论的许多事情一样，底线是：经济规律无法被无视，神奇的解决方案也不会因愿望而凭空出现。虽然远非全部原因，但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是那里的人愿意以低得多的报酬工作。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这意味着美国人无法同时享有过去那种高薪制造业岗位，和近来一直买着的低价商品。征收关税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去年夏天，有两回在讨论钢铁和铝关税时，《华尔街日报》很好地概括了其中的关键考量：

这场冲击波虽然迄今有限，却昭示着：保护某些公司的努力，可能给其他公司带来始料未及的痛苦。（2018 年 6 月 4 日）

付诸实践后，关税是一件复杂的经济武器，它会在经济体中横冲直撞，其方式连支持者都预料不到。（2018 年 7 月 17 日）

如前所述，我写这些并非为了批评关税（或实施关税的政府），而是要说明（a）政府行动想改善经济体的运行并不容易，（b）总是有后果需要考量。关税是经济现实的典型产物，而经济现实是复杂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主要关乎在参与者之间分配资源，而非为每个人创造更多东西。正如经济学家爱说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反资本主义

还有一件事正在发生，它让我远比对加征关税更担心：反资本主义情绪的高涨。

近些年政治中的一大趋势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多少有些含混，这里给出一个供本篇使用的定义：

一种支持人民在与特权精英的斗争中享有权利与权力的政治哲学。（《自由词典》，The Free Dictionary）

我认为有必要就「把民粹主义当作政治策略来采用」这一点再添一个词：它玩弄的是「人民」对「精英」的怨恨。

民粹主义在欧洲已兴起多年，通常与政治右翼相连，以对经济界、自由派与都市精英的怨恨为特征。它往往伴随着威权主义，让魅力型强人得以把自己扮成「人民」的保护者，抵御移民之类的迫近威胁。

唐纳德·特朗普 2016 年当选，功劳同样有很大一部分被归于民粹主义。这一次同样来自右翼，主要建立在乡村、白人、年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对都市、建制派、受过教育的文化精英的怨恨之上，外加对正在颠覆现状的社会与人口趋势的不满。

但正如 2016 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及其后所显示的，另一波民粹主义从左翼兴起。我最担心的是，在这股浪潮里，民众怨恨的主要靶子成了资本主义与资本家。

2016 年初选季的大新闻之一，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崛起。桑德斯向希拉里·克林顿发起了挑战——后者是民主党领导层的当然继承人，最终也成了党的提名人。桑德斯赢得大量追随者，着实让克林顿费了一番功夫，特别是他大力强调经济正义、金钱（尤其是企业金钱）对政治的腐蚀性影响，以及人人享有医疗与教育的承诺。

继桑德斯之后，民主党中所谓「进步派」或左翼正在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我预计进步派在未来几年将成为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会在 2020 年初选中高调登场并左右辩论。事实上，他们的影响已经可见了——本篇的这一节正由此而来。

在一个或许孤立却意味深长的事件中，去年纽约皇后区的一场民主党国会初选里，来自极左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击败了连任十届的中左派国会议员乔·克劳利（Joe Crowley）。克劳利在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中排名第四，被视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之后议长之位可能的最终继任者。结果他却败给了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她当时 28 岁，有着童话般的履历——工人阶级出身、学业优异、当过酒保和女招待。她一直关心政治，却从未担任过民选公职。可她却成了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国会议员。此后她言辞犀利，作为新科议员吸引了不成比例的关注。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桑德斯一样，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成员，也乐于接受「激进派」这个标签。《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一篇题为《可能性的左翼》（Left Wing of the Possible）的文章这样引用她的话：

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之中——人们一周工作六十、八十个小时，却养不活家人。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有很多反乌托邦的地方。所以人们才愿意接受变革。（2018 年 7 月 23 日）

朱莉娅·萨拉查（Julia Salazar），D.S.A. 的另一位成员，去年同样击败了一位民主党在任议员，在「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鼎力支持」下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同一篇文章里引了她一段让我不寒而栗的话：

……民主社会主义者「视资本主义制度为本质上具有压迫性的，并在积极致力于拆毁它、赋权给工人阶级和我们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

这个群体真的想废除资本主义吗？谢天谢地，同一篇文章接着也反映了一些温和派的心声：

《异议》（Dissent）杂志共同主编、D.S.A. 成员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说〕：「激进左翼在美国历史上的主要影响，是把自由派、进步派推向更左。这将产生同样的影响。我不认为有生之年会看到美国发生社会主义改造。」

7 月间，《纽约时报》这样探讨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议程：

「那我们在这儿说的是什么？」主持人斯蒂芬妮·鲁尔（Stephanie Ruhle）在一档 MSNBC 节目里问道，背景图形强调着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更像是对社会安全与美铁（Amtrak）的某种偏爱。D.S.A. 自己既拥抱又拒绝这类友善的定义，解释说它「为今天的改革而战」，却依然寻求推翻「由私人利润与异化劳动维系着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其他形式的剥削……

当今天的左派谈论社会主义时，他们指向的是瑞典和法国这样的地方（完善的产假与全民医保的故乡），甚至指向美国并不遥远过去的失落遗存（稳定的工作、工会的力量、对人类福祉的集体投资）。（2018 年 7 月 22 日）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萨拉查或许不能代表广泛的运动，毕竟她们都来自纽约市——在那里，民主党候选人赢得大选是板上钉钉的事，极端立场也不太可能成为障碍。但我们公民中的某些趋势非常值得注意。据上文引用的那篇《纽约客》文章：

2016 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对 18 至 29 岁人群进行了民调，发现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出奇地低。该群体中 51% 拒绝资本主义；33% 支持社会主义。该调查后来的版本发现，51% 的人「对未来感到恐惧」，而只有 20% 的人怀抱希望……

78% 全职工作的美国人过着月光族的生活；近半数手头拿不出 400 美元……

……出生在四十年代的美国人中，有 90% 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的父母——这是美国传统的期望——而这个数字对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已经跌到 50%。〔当然，他们或许还太年轻，尚未做到这一点。〕

这些就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引以为据的反乌托邦趋势，也是那股反资本主义怨恨的源头——它催生了今天来自左翼的民粹主义。

在我看来，二战结束后的整整 60 年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享受着水涨船高的繁荣，托起了所有的船。这让几乎人人经济满足，因而对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方案心怀好感。虽然有些人比别人过得好，但大多数人都过得相当不错。生活水平上升，贫困发生率下降。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颂扬自由市场的功效，全世界都认同。

如今，经济进步的速度已放缓，当下的趋势不再那么令人鼓舞：

1. 经济增长有可能慢于战后时期；
2. 全球化与自动化对特定群体的负面影响；
3. 高等教育或资本所有权的重要性上升；
4. 作为上述第 2、3 条的后果，收入不平等加剧。

简言之，潮水不再像从前那样上涨，对自己处境与前景感到满意的人少了很多。他们的不满凝结为民粹主义。而它需要一个靶子。为什么不拿资本主义开刀？

我这里要说的是：正如我上面所说，我预计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将影响 2020 年的选举周期。左翼民主党候选人将向党内的温和派发起挑战，后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张以应对竞争。而且这已经开始发生了。这里我特别举出近期出自著名民主党人的两项立法提案：

• 已宣布角逐 2020 年总统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她的《问责资本主义法案》（Accountable Capitalism Act）。其中两项条款引起了我的注意：

……大公司的注册将成为联邦事务……这些联邦特许公司将被要求考虑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投资者到员工、再到客户与社区。如果这些群体认为公司违反了对其应尽的义务，它们就可以起诉公司……

……沃伦参议员的立法要求 40% 的董事由员工选出。（《金融时报》，2018 年 9 月 24 日）

• 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Cory Booker）——常被提及的总统竞选热门——提出了一项在我看来与此相关的立法：

《工人红利法案》（The Worker Dividend Act）将强制规定：回购自家股票的公司，还必须向自家员工支付一笔钱，数额等于回购总额与「2.5 亿美元以上利润的 50%」两者中较小者。（Vox，2019 年 1 月 10 日）

我绝对不是在为股票回购辩护，也不是在批评董事会中的劳工代表。我反对的是：（a）由政府来决定公司应如何运作的想法，以及（b）把公司的经济利益挪给所有者以外的人。

把企业的一部分资本交给工人，或者要求工人进入公司董事会，会带来什么影响？显然，前者无异于对股东说：「你以为你拥有的那样东西——公司——其实你并不真正拥有它。」股票回购是把资本返还给公司所有者的方式。为什么每一次回购都要伴随一笔等额的钱给工人？下一步是不是要说：「每当一家公司派发股息，它就必须向工人分配等额的钱」？而那是否就等于在说：「至于公司资本嘛，工人拥有一半」？后果如何？试问，如果办公司就意味着工人有权分走一半收益，将来还有谁会去创办一家公司？

那要求工人进董事会呢？迄今为止，公司董事的职责就是代表股东。要求其中 40% 是工人，本质上又是另一种说法：股东并非处于完全掌控之中。如果工人进了董事会，他们代表谁的利益：公司及其股东，还是劳工？他们会为谁去争取利益？举例来说，如果出现一个靠投资自动化来提高效率与盈利的机会，劳工董事预计会怎么投票？

这又引出要求公司服务多重利益的问题。如今，只要董事为了公司的利益（从而也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运用了「经营判断」，法律上就认定他们尽到了职责。又如何期望他们同时为公司与所有者的利益、又为工人、客户与社区的利益而工作？你能想象围绕「给这个群体的太多、给那个群体的太少」会掀起多少诉讼吗？法院又如何判断多个利益相关方是否按恰当比例受益？

我很想把一些进步派政客和那些不那么信奉资本主义的年轻人请进一个房间，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何以在过去一百年里称雄世界，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何以总体上高人一等？简言之，美国登上顶峰靠的是什么？

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什么不是答案：不是因为我们人种更优越、更聪明、更好、更有德性或更该得到这一切。相反，我认为靠的是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不那么僵化的社会与金融结构。但极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也认为其中有资本主义/自由企业、自由市场体系、经济激励、财产私有制、个人经济机遇，以及政府对经济极为有限介入的巨大贡献。

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完美的经济制度，因为在追求经济成功的过程中，人们表现各异——再加上运气——其结果必然是（a）有些人没那么成功，有些人更成功，（b）少数人耀眼地成功。显然我是资本主义的受益者，所以我的看法可能会被斥为不可救药地带有偏见。然而我 100% 确信，资本主义制度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最大的总体收益、非同寻常的整体进步，以及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好的生活。对我而言，对资本主义最贴切的评价，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用在民主上的那句：

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无缺或全知全能的。的确，有人说过：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所有那些不时被尝试过的其他形式之外。

同理，我相信资本主义是最糟糕的经济制度……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体像美国这样，在广泛的个人自由相伴之下取得如此成就——尤其是那些由政府集中控制的经济体，更是望尘莫及。特别是，没有任何其他经济体像美国这样制造出发明与创新——并把改善生活的产品分发出去。

我并不是在为公司不受约束的行为辩护。不能容许它们为了出人头地而使用任何手段。它们不得被允许彼此不公平竞争、不得有反社会行为、不得为了逐利而作恶。因此，需要用法律、法规与勤勉董事的积极监督来约束公司行为。我也认为，社会的领袖应当鼓励企业带着良知经营、自愿为社区的改善而努力。但这些必须在造就美国伟大的那些要素的框架内进行——而不是靠颠覆它们。

此外，我认为政府必须建立有效的安全网，扶助那些最终落入收入分配底层的较不幸的社会成员，这一点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可以靠经济激励与良性竞争让国家成功，但我并不赞成毫无节制的「狗咬狗」或「适者生存」。

进步派与民主社会主义者许诺提高收入平等、改善顶层以下人们的生活。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我支持它们。但试图靠拆解资本主义来实现这些目标，对几乎所有人都会更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对资本主义的限制与政府对经济的介入能促进平等——除非靠缩小馅饼。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没有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没有了私人经营企业的效率、没有了个人经济上进的激励，那会是什么样子？极左派认为政府能比自由市场做得更好、能增进福祉。那么，你希望看到哪些政府机构来管理我们的经济引擎呢？

左派经济路线的很大一部分，立足于弥合收入鸿沟——不只是改善底层人的处境，还要把顶层的人拉下来。

• 于是，在电视节目《60 分钟》（60 Minutes）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对「对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收入课征最高 70% 的联邦所得税率」表示了赞赏。再加上纽约州与纽约市的最高税率，举例来说，政府将拿走最高税级人群边际收入的 83%。（这与法国共产党 2017 年总统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主张相去并不太远——他建议对超过 40 万欧元的收入课征 100% 的税率，那相当于法国平均工资的 20 倍。）
• 与此不无相似的是，11 月间众议院议员们考虑修改议事规则：对底层 80% 美国人加征所得税需要 60% 的绝对多数，而对顶层 20% 加税只需简单多数。政府在决定不同群体如何被征税时采用两套不同的规则，这公平吗？
• 1 月 24 日——赶在本篇成稿的截止线前——伊丽莎白·沃伦把差别征税的问题推到了终极极端：征收财富税。我让她在推特上的原话自己说话：

有钱有势的人把持着华盛顿。他们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条好处：在被他们操纵的经济里狠赚了一笔之后，他们不用为积累起来的财富缴税。要说这是个为顶层操纵的制度，我可是见得太多了。

我们需要结构性变革。所以我提出一个全新的事物——对美国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每年征税。我把它叫做「超富税」，适用于最顶端的 0.1%——即净资产超过 5,000 万美元的人。

这其中有对怨恨的民粹式诉求吗？

而所谓「有钱有势的人……为自己写下的好处」究竟是什么？是他们可以保留税后所挣的东西。沃伦参议员避而不谈的是：在美国的制度下，根本没有人对积累起来的财富缴税。她却成功地让「富人不这么做」听起来罪大恶极。富人并没有为自己安排什么豁免——本来就没有财富税。可是，为什么要让这类事实妨碍政治修辞呢？

几个世纪以来，终结成功民主政体的一件事，是多数人意识到：通过对顶层征税，他们可以为自己攫取更多。这就是所谓「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一个例证。正如《纽约时报》前两天所说——尽管它直接指的是英国退欧：

在美国宪法的辩论期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后来成为《联邦党人文集》的文章之一里警告：不加节制的多数主义曾让更早的民主政体「生命之短暂，一如它们死亡之暴烈」。他写道，只有由代表组成的、既受制于规则与制度、又受制于公众的「共和政体」，「才有望提供我们求索的疗方」。

……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警告的，由「专横的多数」的「优势力量」强加的民主，未必能永远是民主的。（2019 年 1 月 22 日）

左派明白「多数人把没收性的税赋强加给富人」的长期后果吗？他们真的想要那样的后果吗？削弱多挣钱的激励（或激励成功的美国人把国籍转到别的国家），真的会带来大多数人的福祉提升吗？美国人总体上接受累进税率的概念。但税率绝不能是惩罚性的、令人丧失动力的。请留意这一点：2015 年，最富的 5% 纳税人（拥有全部收入的 37%）缴纳了全部所得税的 60%；最富的 1%（拥有收入的 21%）缴纳了 39%。致政治左派：这些纳税比例「公平」吗？如果它们比现在高得多，还算公平吗？

（我要说明，我认为对收入最高者的税率确实存在上调空间，因为（a）当今 37% 的最高税率是美国所得税 106 年历史中最低的之一，（b）股息与资本利得的课税税率还要低得多。完全可以主张，所有形式的收入应当被同等课税。）

虽然这个制度确有可改进之处，但我认为，人们在拒不承认资本主义好处的同时却对它大加挞伐，这是有问题的。想想政客们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就颇具讽刺：他们通过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这样的平台发声（用他们的 iPhone 访问）；去参加集会要靠航空公司和汽车（也许还用了优步（Uber）这样的网约车服务）；开会时喝着星巴克（Starbucks）的咖啡；靠着有线新闻网络传播。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鼓励人们承担巨大风险去创办公司、并预期企业成功时收获所有权回报」的制度产出的创新。

我敢肯定，如果他们想一想，这些人不愿离弃的创新清单——从药品到消费品，再到服务与技术——会长得惊人。如果没有逐利动机、没有最终积累起财富的可能，今天的我们还能拥有其中的哪一样？而在缺乏这些预期的情况下，未来的创新我们又该指望谁？苏联、古巴和委内瑞拉这类非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记录如何？

美国经济进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人们「想挣得更多、过得更好」的抱负。把这点拿掉，我们还剩下什么？底层的人不会有那么多顶层的人可怨恨了。但没有那些志在顶层的人的贡献，每个人可享受的东西都会变少（见附录中的一则富有教益的寓言）。这就是我为什么担心那股针对资本主义、针对在资本主义下取得成功者的负面情绪会兴起。

政客们可以凭各自的意识形态，就人们面临的问题提出种种暗示着简单解决方案的简单问题，比如：

• 我们是否应该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保住美国的就业岗位？
• 工人是否应该对公司的经营方式有发言权？
• 我们是否应该颁布租金管制法律，保护租户免受涨租之苦？
• 政府是否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岗位？

对许多人来说，回答「是」很容易。做这些事的好处显而易见。谁会反对它们呢？

但事实证明，它们并非那么简单的问题，因为经济现实表明，它们全都有代价，而且代价很可能超过好处：

• 我们是否应该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保住美国的就业岗位？
  • 对为数有限的工人可能带来的收益，值得全体消费者普遍承担的成本上涨吗？
• 工人是否应该对公司的经营方式有发言权？
  • 他们会为公司、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行事，还是只为劳工的利益行事？
• 我们是否应该颁布租金管制法律，保护租户免受涨租之苦？
  • 如果租金被管制，房东还会维护并扩大出租房存量吗？
• 政府是否应该保证每个公民都有一份工作？
  • 如果就业有了保障，人们还会有努力工作的激励吗？

贯穿经济学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它的复杂性：我们面临的决策几乎都是多变量的，几乎没有哪一种能免于第二、三阶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件事——比如加征关税——提供潜在好处就去行动，却不考虑它的成本。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某件事——比如资本主义——不完美就加以谴责，却不考虑它的好处。

正因为经济学关乎的无非是美元与消费，人们便以为它可以凭直觉理解。但真相是，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寥寥无几；经济学的复杂性与衍生后果，使它远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容易理解。然而，尽管这玩意儿很复杂，我们都能通过运用一点常识而受益。你不必是经济学家也能明白：如果抬高投入品的价格，商品成本就会上升、销量就会减少；如果削减成功的回报，创造价值的努力就会减少。

底线是：政客们能够开出简单的经济药方，它们颇具吸引力，却在现实生活中站不住脚。既然政治很大程度上关乎成本与收益如何分配——而非增加总体收益——政客们那些过分简单化的经济处方，绝不能照单全收。

2019 年 1 月 30 日

附言：就在发表之前（这个领域的事态发展让我几乎跟不上！），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市「公共代言人」（Public Advocate）——实际上就是「公众监察人」——一职候选人群发的邮件，内容如下：

……我们争取到了并赢得了 15 美元的最低工资，尽管众所周知，在这个城市里 15 美元根本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奋斗……我们的起点将是：对纽约市政府的雇员、以及对雇用超过 75 名纽约人的企业，实行 30 美元、并随通胀调整的最低工资。

这让我想起温斯顿·丘吉尔对「一个国家试图靠征税走向繁荣」这一愚行的描述：「就像一个人站在桶里，想提着桶把手把自己拎起来。」

附录：用啤酒解释的税收制度

假设每天有十个男人出去喝啤酒，十个人账单合计 100 美元。如果他们按我们缴税的方式（按纳税人十分位）来付账，事情就会是这样：

最穷的头四个人分文不付。
第五个人付 1 美元。
第六个人付 3 美元。
第七个人付 7 美元。
第八个人付 12 美元。
第九个人付 18 美元。
第十个人（最富的）付 59 美元。

于是，他们就这样决定了。

这十个人每天在酒吧里喝酒，对这套安排似乎相当满意——直到有一天，老板给他们来了个措手不及。「既然你们都是这么好的主顾，」他说，「我把你们每天的酒钱减掉 20 美元。」十个人的酒钱现在只需 80 美元了。

这一伙人仍想按我们缴税的方式付账。于是头四个人不受影响，他们依旧免费喝。可另外六个人呢？他们该如何分这 20 美元的意外之财，好让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一份？

酒吧老板提议：按他们一直沿用的税制原则，越穷的人账单削减的百分比越高。他进而给出了每个人现在应付的新金额：

于是，第五个人像前四个人一样，现在分文不付（省了 100%）。
第六个人现在付 2 美元，而不是 3 美元（省了 33%）。
第七个人现在付 5 美元，而不是 7 美元（省了 29%）。
第八个人现在付 9 美元，而不是 12 美元（省了 25%）。
第九个人现在付 14 美元，而不是 18 美元（省了 22%）。
第十个人现在付 50 美元，而不是 59 美元（省了 15%）。

头四个人继续免费喝，后六个人都比从前过得好。但是，一出酒吧，这几个人就开始比较起各自的节省来。

「这 20 美元的减免里，我只拿到 1 美元，」第五个人宣称。他指着第十个人说：「可他拿到了 9 美元！」

「是啊，没错，」第六个人嚷道。「我也只省了 1 美元。他省的是我的九倍，这不公平！」

「说得对！」第七个人喊道。「凭什么他拿回 9 美元，而我只有 2 美元？有钱人占尽了便宜！」

「等等，」头四个人齐声大叫，「我们什么都没拿到。这套新税制剥削穷人！」

那九个人围住第十个人，把他揍了一顿。

第二天，第十个人没有露面，于是另外九个人坐下来，没他一起喝了酒。可等到要付账时，他们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他们所有人的钱加在一起，连一半账单都付不起！

我们的税收制度就是这样运作的。已经在缴纳最高税额的人，自然会从减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税抽得太狠，攻击他们为富不仁，他们也许就不再露面了。事实上，他们可能会跑到海外去喝——那里的气氛友好得多。

我等了很久，才等到一个用上这则寓言的机会。数字未必分毫不差，但寓意是对的。无可争辩的底线是：每个人对税收制度公平与否的看法——就像这类事情的大多数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它。

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