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1 篇 · 2024-09-19 · Shall We Repeal the Laws of Economics?
备忘录：
致橡树资本（Oaktree）的客户
发信人：
霍华德·马克斯（Howard Marks）
主题：
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经济法则？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这个主题的备忘录积累素材，但风险、债务和不确定性等最喜爱的主题一
再插队，使我原本打算撰写的备忘录一直拖到现在。随着美国大选季如火如荼的展开，这一话题
也变得更具吸引力。
和我一样，大家肯定也已经注意到，从前总统特朗普到副总统哈里斯，再到其他候选人，政客们
又开始做出一些忽视经济现实的承诺。特朗普呼吁征收关税和哈里斯抨击食品杂货暴利就是其中
的两个例子；这些提议要么是候选人忽视了相关成本（如特朗普的情况），要么是未能真正理解
问题的实质（如哈里斯的情况）。当然，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或否定任何一位候选人，而是为
了说明，不管候选人们持有怎样相悖的说辞，但在经济学中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背景
在2016 年那场异常激烈的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之际，我发表了《经济现实》（Economic Reality）
和《政治现实》（Political Reality）两份备忘录，其内容不再拘泥于投资，而是由此切入到对整个
世界问题的分析。第一篇解释了经济学主要研究我们如何做出选择——人们如何在可选项之间分
配有限的资源。第二篇则指出，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竞选承诺方面，并不存在“有限”这一概
念。正如我在《政治现实》中所写：
我总觉得一些矛盾修辞十分有意思，比如“珍宝虾（珍宝意味着大而虾意味着
小）”和“人所共知的道理”都有点自相矛盾。我认为，“政治现实”也算是一种
矛盾修辞。政治领域有其自身的扭曲的现实，似乎不受经济现实影响。候选人可以
承诺全部，而不需要在承诺之间做出任何选择，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后果。如果某样
事物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有负面后果，政治家似乎可以随意对其视而不见。
在这两份备忘录之后，我在2019 年又写了一份题为《政治现实遇上经济现实》（Political Reality
Meets Economic Reality）的备忘录。其主要观点是，政客们可以对经济做出任何承诺，但如果这
些承诺违背了经济现实，他们将无法兑现，因为归根结底，经济学规律是不可辩驳的。自由经济
是由数百万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雇主与雇员以及储户与投资者做出的自利决定所驱动的。政府
可以制定旨在鼓励甚至强制行为的法律，但一般而言，政府无法强制要求经济结果。由于有太多
的变数和二次效应，政府通常无法同时实现繁荣和政策制定者可能寻求的特定经济结果。
历史上没有取得成功的“指令型”经济比比皆是。这方面有许多证据，包括科学方法所要求的
“对照组”。80 年前，朝鲜曾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二战之后，朝鲜一分为二，变成两个显然由相
似人口、地理和资源构成的国家：受美国影响的韩国和受苏联影响的朝鲜。自此，韩国作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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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民主国家运作，而朝鲜作为共产主义国家运作。关于朝鲜，几乎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但根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Worldbook》，按购买力计算，朝鲜的人均GDP 估计为2,000 美元，而韩
国则达50,000 美元。虽然大家认为朝鲜公民贫困，但至少朝鲜不存在边境问题，因为没有人试图
潜入该国。然而除了经济体制，两国在政治体制上也存在差异（“民主”与“独裁”），但我认
为这个案例中姑且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更好一点。
在讨论经济制度时，我通常会问人们他们认为是什么使得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享
有经济优势，从而让美国公民享受更高的平均生活水平。是美国人更聪明？更努力？更理所应
当？都不是。我坚信，这是因为我们一直信奉自由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资本和其他资源引向最具生产力的领域。这促使生产者生产民
众最需要的商品，促使工人从事就产出价值而言最具生产效率的工作。同时，（自由市场）也鼓
励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享有同
等程度的获益，在激励机制与能力禀赋的有机作用下，有些人自然会比其他人好得多。甚至有些
人的成功还归功于好运和/或继承优势，而不是天赋才能。自由市场体系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能
产生“公平”的结果，但旨在产生此类效果的经济体系，通常不会为集体利益提供鼓励经济生产
力所需的激励措施，从而以失败告终。
据8 月15 日的媒体报道，副总统哈里斯将在次日宣布她的经济政策。该报道通篇聚焦在她承诺将
禁止食品杂货行业哄抬物价上。“左翼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特别倡议主任伊丽
莎白·潘科蒂（Elizabeth Pancotti）表示，自2019 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暴涨26%”（《华盛顿
邮报》，8 月15 日），而许多选民表示通胀是他们最大的担忧。综上所述，哈里斯攻击食品杂货
价格完全可以预见。（讽刺的是，据报道，同样在8 月15 日，美国通胀自2021 年3 月份以来首
次降至3%以下。）不过，我可以肯定，这属于以吸引选民为目的简单化的经济解决方案，其基
础并不稳固，很可能会失败。
何谓哄抬物价？
一般而言，哄抬物价是指卖家利用市场力量或暂时的供需失衡将价格提高到原本不会出现的水
平。在2021 年和2022 年，食品价格确实大幅上涨，导致人们对食品零售商产生怀疑。但是，除
了卖家一方的恶意哄抬决定外，价格上涨是否可能存在其他原因？以下列举几种可能性：
•
在2020 年3 月份疫情开始爆发时，大部分民众留在家中自己做饭，从而大大增加了对食
品杂货的需求，并耗尽了库存。
•
生产系统被打乱了，原料供应不足，或者投入到与需求不符的地方。这导致了人们热议的
“供应链问题”。在商品太少的同时追逐商品的资金太多，构成了通胀的典型原因。
•
联邦政府向纳税人发放了大量疫情救济款。获得福利款项的人数远远超过因疫情而承受经
济损失的人数。这部分人实际上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可用于未来的支出。
•
在2021 年年中爆发德尔塔新冠变异株时，民众再次居家并避免与他人接触，从而增加商
品开支，减少服务消费。因此，商品需求强劲，超过了有限的供应，并导致价格上涨。
超市行业的利润率甚微，约为销售额的1%至2%，而在2021-22 年期间，利润率也未出现明显变
动。那么，是否存在哄抬物价？如果哄抬物价可以解释价格上涨，为什么它偏偏发生在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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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更早？同样，除了哄抬物价外，是否可能有其他因素可解释如今的高物价？8 月15 日，
《纽约时报》罕见地以捍卫的口吻写道：
去年，堪萨斯市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报告称，美国经济体中快速的就业增长以
及随之而来的工资上涨是食品杂货价格上涨的主要贡献因素。
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大多与宏观经济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各种条件允许食品卖家
提高价格，而他们也这样做了。
涨价有错吗？
以上是关键问题所在。哄抬物价的定义总是包括“不公平”、“过度”和“离谱”等词语。这些
词语都有主观性，各说各有理。与这些词有关的行为是否得体，通常只有旁观者清。卖方非常合
理的涨价，到消费者这边就变成哄抬物价了。定义哄抬物价的难度让我想起那些人的说法：“我
们并非榨取富人的财富；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缴纳公平的税款。”我并不是说富人不应该支付他们
的“公平份额”，但公平份额的标准是什么呢？又是谁来设定这一标准？同样，谁来决定价格是
否公平，以及如何决定？
当超市提高面包等必需品的价格时，是否就是哄抬物价？回答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也使得公平
地监管价格变得很困难。
•
如果农民为化肥和劳动力支付更多成本，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向面包师出售小麦，那么面包
师能否公平地以更高的面包价格将成本转嫁给超市？
•
如果面包师加价向超市出售面包，那么超市将超额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有错吗？
•
如果超市员工要求加工资，超市能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抵消工资增长吗？
•
如果某个热播电视节目推广三明治导致需求增加，那么供应链上的人利用这一点，提高面
包价格错了吗？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因应供应减少或需求增加而提高价格
本身有错吗？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了。
•
Uber 在高峰时段实行“高峰定价”，因为这段时间有更多人希望打车。这样做不公平吗？
如果政府说Uber 不能这样做，这将使打车服务的价格低于一些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并剥
夺了司机原本可以收取的全额车费。这样一来，司机收取的车费可能不够高，不足以弥补
他们因堵车而耗费的时间，从而意味着满足高峰需求的司机将减少，而需要打车的人仍得
不到充分的服务。这种情况会更好？
•
如果1,000 张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演唱会的门票以100 美元的价格出售，却有
3,000 人排队购买，这意味着什么？答案显而易见：门票太便宜了！如果演唱会主办方把
票价加到只有1,000 人排队，是否会变得不公平？几乎没有人会这么认为。但是，如果票
价维持100 美元，而前1,000 人买光了全部门票，就会出现没有获得满足的需求，在此情
况下，买到票的人就能够以高于100 美元的价格转售门票。利润将落入以过低价格购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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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的转售者手中。这公平吗？如果加价售票，而价格增量给到泰勒，难道不是更公平吗？
难道不是反映出歌迷对其劳动付出的全部价值肯定？
•
2021 年，民众想要搬离城市公寓，而房子和建材又出现供应短缺，房价猛涨。如果你在
2019 年拥有一套价值40 万美元的房子，在后疫情时期出价50 万美元，你的行为就不道德
了吗？政府是否应该起诉将房屋售价定得更高的人？
•
最后，当2021 年经济复苏时，每位失业员工都有多个职位空缺可选，这也让他们能够索
取更高工资。员工可以告诉老板：“我出去随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如果不给我加薪，
我就走人。”当员工在谈判中占优势时，政府是否应该限制工资增长？2023 年秋天，美国
汽车工人联合会利用紧张的劳动条件带来的议价能力，要求福特“第一年加薪11%，并在
4.5 年的合同期内，总共加薪25%，外加5,000 美元的批准奖金和生活费调整。”（维基百
科）这是一笔巨额的报酬。这是否代表哄抬物价？
这些例子都展示了一方利用供需条件，为他们所提供之物索要更高的价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
们的行为并非不合法。这些只是解释了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直观的例子。
另一种选择是由政府决定每种情况的占优方。是Uber 司机还是乘客？是演唱会观众或歌手？是房
主还是购房者？是员工还是雇主？许多人会下意识地倾向于同情乘客、观众、购房者和员工，因
为人们很难“关心”获利的人：司机、流行歌星、房主和雇主。但是如果政府偏袒其中某一方，
此举就会扭曲自由市场的运作，使其无法有效地代表整个社会发挥作用。稍后将进行更详细讨
论。
有些形式的卖方行为显然是错误的。这些行为包括旨在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的串通舞弊、价格垄
断和掠夺性定价。但法律已经在明面上禁止了这些行为。旨在禁止和惩罚被部分人视为不公平、
过度或离谱的价格上涨（而非不当行为的结果）的其他法律注定难以执行，而且会适得其反。
针对哄抬物价的法律有用吗？
正如历史上充满了失败的计划式经济政策一样，试图监管价格的行为往往是无效的。1974 年，当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引发通胀，使数百万人陷入生活窘境时，美国政府的反击
是分发写着代表立即制止通胀（Whip Inflation Now）的“WIN”的纽扣。我的纽扣还在，但无论
是它还是随之而来的消费者自愿行为，都不足以阻止通胀在1980 年达到13.5%。根据维基百科，
这些纽扣遭到了嘲笑，部分怀疑论者还将它们带反成“NIM”，代表“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奇迹
（No Immediate Miracles）”、“不停的通胀旋转木马（Nonstop Inflation Merry-go-round）”或者
“急需金钱（Need Immediate Money）”。
近期的价格管制事例发生在委内瑞拉。我在《经济现实》中表达出以下观点：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价格管制，这种管制已经扩大到适用于越来越多的商
品：食品和重要药品（是的），还包括汽车电池、基本医疗服务、除臭
剂、尿布以及（当然还有）卫生纸。表面上的目标是遏制通胀，让穷人买
得起，但对经济学有基本了解的任何人都能预见到后果：当价格低于生
产成本时，卖家无法承受商品上架的成本。官方价格虽低，但只是镜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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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产品都消失了。（《大西洋月刊》，2016 年5 月12 日，粗体部分表
示强调）
令人震惊的是：你可以为商品定价，但你不能强迫人们生产商品。这听起来很像
经济现实。
委内瑞拉价格管控的例子，恰好表明官方可能认为他们可以大笔一挥就能控制经济发展，但他们
会被使这一努力变得复杂的二阶后果所挫败。
试图降低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没有错。然而，实现此目标的最好方法是鼓励增加供应。另一种方法
是不要通过向经济体注入过多流动性来过度刺激需求。强制降价通常是最无效的方法。
现在是我引用经济学家格言的好时机：“解决高价格的最好方法就是高价格。”这不是玩笑话，
绝对不是。一般而言，高价格意味着需求强于供应。最终，高价格会促使生产者生产更多产品，
而消费者则减少消费，进而从两个方向对价格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若非要举例，那么这种情况
在石油市场屡见不鲜。
设立一个政府机构来监管食品价格很大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几乎必然产生负面影响。那么，价格
管制难道就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吗？我能想到一点：在该新机构中，会增加数千个新的没有
什么生产力的岗位。正如相对自由的经济学家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在谈到哈里斯的反哄
抬物价努力时所言：“这不是明智的政策，我认为最大的希望是它最终只是夸夸其谈，不会成为
现实。”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租金管制
几个月前，首先激发我准备这份备忘录的问题是房租管制，对此我有亲身经历。1956 年，在我还
是10 岁的时候，我住在一间月租92 美元的公寓里。
联邦政府在二战期间实施了租金管制，以便在新建公寓稀少且家庭的主要收入者参战而并非正常
工作时，家庭不会因为租金上涨而被迫搬离他们的公寓。纽约市公寓的租金被限制在1943 年的水
平。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但该计划在战后并没有废除，仍适用于一些80 多
年前建造的公寓。租金管制仍严重影响着纽约市公寓的供求关系。
一般而言，只要公寓是由1971 年的租客或与其生活的亲戚居住，则纽约市的租金管制就能够限制
公寓的租金上涨。这项法律的实施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居住者，但这些公寓已经以受管制的租金价
格转给了那些不一定在1971 年就住在这些公寓中的人。满足上述标准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
形式的租金管制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租金稳定”的规则下，新的管制措施仍在生效。一个例子是强制包容性住房，对此我得到的
解释如下：如果你想兴建一栋公寓大楼，并且需要一些分区救济（几乎所有的项目都需要），你
就必须同意以下几点：
•
一定比例的公寓划分为“廉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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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租公寓的租客收入必须远低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
•
最高租金限额将根据租户收入的百分比设定。
•
续租后的租金涨幅将受管制，通常为每年几个百分点。
大多数人都认同，鼓励建造新的廉租公寓值得称道，但这种特殊的做法有增加公寓建设成本的副
作用。如果每年建造更多的新公寓，可能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最重要的是，纽约市大部分公寓的租金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控制，且不太可能完全放松管制。因
此，建造新公寓的激励措施具有局限性，例如，在2002 年至2017 年期间，纽约市租赁公寓数量
的年增长仅为0.3%。
管制公寓的装修也受到了管制。在任何15 年期间，用于装修的支出都被限制在非常小的数额上，
而且投资只能通过加收相当于装修成本很小一部分的月租来收回。因此，装修通常不具经济性：
由于运营和翻新成本可能超过法定的最高租金，因此许多房东不会填补租金稳定的
空置单位。截至2022 年，纽约市大约有2 万套租金稳定的空置公寓。（维基百
科）
如果在一套体制中，（一）对公寓有强烈的需求，但（二）保持公寓空置比出租更有利可图，那
么这套体制是否可能出现问题？公寓与面包或卫生纸没有太大区别：官方可以限制人们必须支付
的价格，这一做法颇受消费者欢迎，但除了在最独裁的司法管辖区外，他们无法强迫供应商按受
管制的价格生产商品。
今年我一直在努力跟进有关纽约公寓状况的文章，我注意到以下因素通常被列为有碍公寓建设的
因素：（一）缺乏税收激励和补贴、（二）在郊区兴建廉租公寓的阻力、以及（三）高利率（虽
然最后一项因素无法解释2010 年代低水平的公寓建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有提到租金管制
的影响。
《纽约时报》2 月9 日的一篇文章尤其激起了我的兴趣。这篇文章报道称，纽约市“空置和可出
租”的出租公寓比例已降至1.4%，为196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文章还指出：“住房专家认为，
健康的空置率应该在5%到8%左右。”那么，为什么空置的公寓会这么少呢？这可以归结为供求
关系：
一) 就像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门票一例，他们实在太便宜了。这意味着需求强
劲，且公寓不会空置。
二) 此外，由于租金压得太低，潜在的建筑商无法获得具吸引力的回报，从而意味着供应几乎
没有增加。（我还想象，如果公寓建筑商能够获得可接受的投资回报，他们就不得不担心
新的法规会剥夺这些回报。）
正如前文提到的整体价格，如果公寓需求强劲而供应受限，则租金应会上涨，从而鼓励房东增加
供应。但市场力量无法在纽约市自由发挥作用；经济规律已被监管所削弱。2 月9 日的文章包含
如下声明（这来自《纽约时报》，它通常也不是资本家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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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开发商通常无法通过建造公寓获得与其他形式的投资相当的回报...
住房专家估计，该市需要建造的房屋数量达数十万套。
然而，到目前为止，市政府和州政府尚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加速住房开发以解决危机...
[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查“再次提醒我们，表明
我们只能通过建造更多住房来走出这场危机”。
但有趣的是，被描述为有可能“带领我们走出危机”的“举措”总是强调政府提供补贴和激励，
而从不允许自由市场设定租金。
支持这一安排的人会表示，这样做能确保价格的可负担性和多样性。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这
意味着如果租金由自由市场力量决定，那么有些人将无法负担纽约市的生活费用，但如果他们足
够幸运，能够租到一套租金受管制的公寓，他们就可以住在那里。但其他想住在纽约市并且能负
担得起更高租金的人却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公寓。所以，如果某些公寓没有受
到价格管控，那么房东可以要求更高的租金，而如果公寓供应不受阻碍，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这究竟是好是坏，因人而异。但显然，经济规律和自由市场行为在纽约市不起作用，只有政策当
其道。
我将以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对食品价格的评论来结束本次讨论：
福尔曼先生……表示……如果价格不能因强劲需求而上涨，新公司可能就不太愿意
进入市场来增加供应。（《纽约时报》，8 月15 日）
顺便说一句，作为8 月16 日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哈里斯表示，她将禁止拥有50 多套公寓
的房东在两年内将租金提高超过5%。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它肯定不会鼓励市场
增加对公寓类住宅的投资。
监管杂项
政府试图忽视或超越经济规律的例子不胜枚举，想要一一列举都令人望而生畏，但我必须在本文
讨论其中的几个例子，以及它们的缺点：
•
哈里斯经济计划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计划向首次购房者提供2.5 万美元的首付帮助。当
然，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筹集到买房所需的现金。这里的问题是，向一百万潜在买家每人提
供2.5 万美元，或者总共提供250 亿美元，几乎可以肯定将会导致房价立即上涨，从而消
除该计划所期望的大部分好处。很简单：可以出台一项法律禁止现有卖家因该计划的实施
而提高房价，从而防止这一情况发生。但未来上市的房屋情况又如何呢？很简单：制定另
一项法律，规定你不能对你的住房提出比没有该计划时更多的要求。试着执行这项法律看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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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以反击他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现
在，他宣称将对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全面征收10%的关税。这些关税或许可能抑制进口，
刺激美国国内生产，并减少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但增加的关税最终都由进口商品的
消费者实际承担起来了，因为如果制造商和出口商能够转嫁这些关税成本，他们就不太可
能承担关税来增加成本。多年来，低成本进口产品有效遏制了美国通胀，使美国人享受到
了颇具吸引力的生活水平。大范围的新关税可能引发美国消费者价格的上涨。而关税——
以及其他国家为反击所征收的关税——将阻碍全球化进程，而众所周知，全球化有利于全
球经济，因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
特朗普的政策建议还包括一项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 年颁布的减税政策并推出一系列新的
减税政策。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包括为企业和个人减税，包括取消对小费、社会保障福
利、和加班费的征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估计，到2026 年，该计划将
为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群平均减少320 美元的税收，为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群平均减
少47,220 美元的税收。即使不算上这些最新的提议，例如免除对加班费的征税，这些削减
措施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导致国家赤字增加5.8 万亿美元，如果算上对整体经济的潜在刺
激作用（所谓的“涓滴效应”），则将增加4.1 万亿美元。除这一可能性之外，没有任何
迹象表明削减的开支将得到补偿。
•
加利福尼亚州是所谓“进步”经济思想的培养皿。2022 年，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
成立一个由行业代表和餐馆工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快餐行业的工资标准。面对由行业资
助的废除该法律的公投威胁，立法者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规定拥有60 多家餐厅的快餐连
锁店的最低时薪为20 美元。新法律于4 月份才生效，因此现在评估其影响还为时过早。
但媒体报道充斥着餐馆倒闭、员工被解雇或工作时间减少、雇主投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以
及消费者价格大幅上涨等报道。尽管“夫妻店”餐馆无需支付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可以
预见的是，许多餐馆被迫达到规定的工资标准以留住员工，这意味着立法者为小餐馆提供
的保护可能只是空想。经济规律就是这样运作的。
•
同样，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医疗行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5 美元。
但最近，根据5 月27 日的《华尔街日报》，官方意识到“由于医疗补助成本增加和国有
设施工人的补偿增加，该州每年将多花费40 亿美元”，因此他们推迟了这些工人享受该
法律的福利。令人震惊的是，如果不从别人那里得到钱，就不能将钱给其他人，加州的纳
税人可能不会喜欢州政府将更多的钱用于医护人员，尤其是考虑到目前的预算赤字。
•
如果说有一件事是双方都同意的，那就是“放开社会保障！”现在和将来的退休人员想要
每月领取退休金，并且希望规则维持原样。双方意见领袖均同意这一点。只是这根本行不
通。社会保障是一种类似于保险的缴费计划，通过信托基金运作。工人通过税收纳税，退
休人员领取支票。但是，相对于在职职工的缴费人数而言，领取福利金的退休人员人数一
直在增加，如果不作任何改变，基金肯定会通过一个不可阻挡的数学过程变得资不抵债。
有很多手段可以恢复社会保障的健康程度，但没有人愿意使用这些手段，因为这样做会惹
恼某些人（也就是惹恼一些选民）。这些选择包括（一）提高社会保障税率，（二）提高
纳税收入上限，（三）减少福利，（四）限制生活成本调整，（五）延长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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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限制退休人员领取福利的年限，以及（七）对可能领取养老金的人进行经济状况调
查。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每个人都只是希望能够按照承诺收到支票。
不需要经济学学位也能知道，当人们的花费超过他们的收入时会发生什么。（只有
在政治现实中，才会有人期待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并没有听到政客或民选官
员提及采取必要变革以防止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破产。当然，政府可以将社会保障从
自筹资金的项目转变为政府资助的福利，乍一看，这一变化似乎主要是语义上的改
变。但是，耗尽信托基金并由财政部支付福利将进一步增加本已棘手的赤字、国家
债务和年度债务偿还负担，而这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增加赤字和债务。
这让我想到一个我在世界各地都会被问到的话题：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我的回答是，这很令
人尴尬。橡树资本有幸为几个拥有主权财富基金，而非国债，的国家管理资金。一些国家把意外
之财放进保险箱，比如挪威的石油收入或澳大利亚电话公司私有化的收益。而许多其他国家量入
为出，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没有能力在不导致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无限印刷货币。
但美国经常出现赤字，支出超过收入。美国上一次出现盈余是在2000 年，即克林顿政府末期。目
前，美国国债的年利息首次超过了国防部的预算。然而，两党都不愿意解决赤字问题或主张平衡
预算。我们的国会很少提交预算，更不用说平衡的预算了。这是我们组织内不会容忍的不负责任
的行为。
美国就像拥有一张信用卡，没有余额限制，也不要求偿还。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迄今为
止能够逃脱惩罚，而我们的执政官员缺乏减少开支的意愿。如今，我们很少听到有关现代货币理
论的消息，该理论于2020 年流行，认为“对于控制本国货币的国家来说，赤字和债务并不重
要”。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仍然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20 世纪30 年代，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当经济增长太慢而无法创造所需的就业
机会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以刺激需求，即使这意味着出现赤字并通过借贷来弥补。然后，当经
济恢复繁荣，就业机会恢复时，政府就应当将支出调整为小于政府收入，实现盈余，并用它偿还
债务。一切都很好，除了最后一点：有关盈余和债务偿还的部分已被遗忘。
事实是，赤字促进了大多数人受益其中的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超过政府收入使得官员可以赠送
“免费的东西”给选民，从而赢得选票。但长期这样做就意味着忽视经济规律，并背负巨额债
务，而且认为这些债务永远不需要偿还。它可以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吗？走着瞧吧，但我不这么认
为。
有哪些共同点？
上述行动和建议的行动，与我们在第三页底下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一样，都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
•
这些目标通常表面上看起来值得称赞：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更平等的结果。但考虑到
经济学的运作方式，它们通常会产生无法控制且无益的二阶后果。
•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问题都是“谁得到了什么？”钱不可能凭空而来；只有谁付钱、谁得到
钱的选择。这是一场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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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目标往往是民粹主义的，由立法者和监管者选择赢家和输家。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行为描
绘成保护受压迫的小人物免受贪婪的大人物的侵害。大多数反自由市场法规都包含规模标
准，这意味着它们只适用于超市，而不适用于街角杂货店；拥有多套公寓的房东；一定规模
的医疗机构；连锁餐厅，而非独立餐厅。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注意到拜登总统8 月份在民
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我很自豪成为第一位走上警戒线的总统，并被称为历史上
最支持工会的总统。”员工本身是否比雇主更值得受到保护？如果没有雇主，人们从哪里找
到工作？无论如何，他们确实是政客们方便攻击的目标。
•
围绕这些问题的言论往往具有惊人的阶级歧视和分裂性。以下是上月我从一位候选人那里收
到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即使通货膨胀率正在降低，但食品价格仍然居高不下。这是企业
的贪婪伤害到消费者的……又一表现。当家庭为维持生计或支付药费而苦苦挣扎时，首席执
行官们不应该靠创纪录的利润中饱私囊。”在这样的环境下，“利润”是一个肮脏的词，
“贪婪的企业”理应受到怀疑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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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选官员有免除自己受到影响的习惯。因此，有趣的是，加州的快餐最低工资并不适
用于政府设施内的餐厅。哪个官员愿意承受员工被迫支付更多午餐费的愤怒？
经济规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适用于每个人。否定这一经济规律的尝试通常旨在对某些当事
方产生不同于其他当事方的影响。每当出现这一情况时，负责人就会挑选潜在的赢家和输家。在
“自由社会”中这并非一个好主意。
从根本上来说，政府补贴和经济管制相当于鼓励人们采取一些自己之前根本不会采取的行动。换
言之，这些行为在自由市场中不会发生。我们应该严格审查此类命令。这类命令有些可能源于官
员的“所罗门式”决策和对公平社会的渴望，也可能是出于有利于重新分配的哲学偏见，还有一
些只是为了讨好选民。
对于许多职业政客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当选和连任。民选官员对经济的调整往往是为了吸引选
民。然后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让官员摆脱困境，因为他们可以将政治上不利事态发展的
责任推卸给“坏人”，比如强大的公司和贪婪的房东。最后，经济监管可暂时起到缓解作用，而
其负面影响则会在制定这些监管措施的官员退出政治舞台之后逐渐显现。
自由市场还是受控市场？这就是问题所在
政府不会生产产品，不会创造超过其投入成本的价值，也不会（除了通过支出以外）为GDP 做
出贡献。他们一手收税（或印钱），另一手分配资金和服务。他们向纳税人收取税款，并以未来
纳税人的名义借债。然后他们支付福利计划、工资、资本支出和补贴的资金。政策制定，说到底
就是一个关于谁来付出、谁来获得收益的事情。
政府不追求利润，这意味着管理政府的人可自由提高效率。无法生产出价值超过投入的产品（即
赚取利润）的企业管理团队不会长久存在。但政府并不期望这样做，因此，没有像企业利润那样
简单的标准来量化政府的效率。
政府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可能与利润或附加值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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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提供人们无法自给自足的东西，例如国防、医疗保健、警察和消防服务、教育、基础
设施以及对紧急情况的反应，包括物质紧急情况（洪水、飓风、和流行病）和经济紧急情
况（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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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还为那些原本会遭受苦难的人们提供了安全垫。关于政府应该做多少事情，存在着广
泛的分歧，而这些分歧是美国政党之间意见不合的最大因素之一。
除生活必需品之外，政府还应在多大程度上平衡公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这样做就是如上所述的
政府从一些人手中夺取并给予其他人的原因之一。但必须承认，朝这一方向迈出的每一步——而
非要求人们自谋生路——都是违背自由市场力量的一步，并会产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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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描述了物种通过所谓的“适者生存”而变得强大的方式。这一过程起到了作用，物
种也随之进化。但从定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强者兴、弱者亡的冷血过程。对整个物种来说
这是好事，但并非对每个成员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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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社会的集体经济福利也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而实现最大化。在此过程中，有些人会
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般来说做的最好的是那些最有才华、最勤奋、最值得的人，但肯
定不总是如此。只有在最美好（和最不幸）的制度下，人们才不接受某些人会比其他人做
得更好。但最近这一差距已经扩大了很多，而且关于“好多少”才是公平和可接受的争论
也越来越多。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在（一）具有激励机制和不均衡结果的高效自由市场经济体；或（二）具有
统一结果和低于标准的表现的计划经济体，中进行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二页，我写了以下内
容：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机制有效地将资本和其他资源引向最具生产力的领域。这促使
生产者生产民众最需要的商品，促使工人从事就产出价值而言最具生产力的工作。
同时，（自由市场）也鼓励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
相反，如果市场变得不那么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市场被迫遵循政府法令而非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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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原材料将被引导向非最高效产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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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将不会生产人们最想要的东西，而是生产政府认为人们应该拥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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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将被分配到生产效率低于其本来可能生产效率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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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的行为不会再发生，因为做这些事情的回报将受到限制，并且在某些
情况下，回报被转移至那些没有工作或承担风险但掌权者认为值得的人身上。
激励和自由市场对于高效运转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它们的存在确保了经济中的某些成员会比其他
成员做得更好。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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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此刻你可能会问：“但是中国是什么情况？中国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但
它表现得却很好。”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拥有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五年计
划。然而，中国GDP 在过去45 年里一直以每年近9%的速度增长，并在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怎么会这样呢？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我访问中国已有近20 年，
特别是在早期访问期间，我一直在努力理解集体意识形态与民营企业共存的逻辑。毫无疑问，他
们是“奇怪的伙伴”。本月初去中国厦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我想起了这一难题。
无论如何，事实是，中国经济大部分依赖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2022 年夏天，哈佛大学肯尼迪学
院的爱德华·坎宁安（Edward Cunningham）用一个流行的提法来描述它：
中国的民营经济通常用四个数字的组合来概括：60/70/80/90。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
60%的GDP、70%的创新能力、80%的城镇就业、90%的新增就业。
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2023 年3 月13 日，CNN 报道了中国总理李强的声明：
李强周一表示：“去年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讨论和言论，让一些
民营企业家感到担忧。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将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
环境，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毫无疑问，这代表着实用主义战胜了意识形态纯粹性。这是一个适应经济现实而非试图超越经济
现实的明显例子。
* * *
我第一次了解各种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是在20 世纪50 年代末的初中阶段，当时我读了乔治·奥
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奥威尔于1945 年创作了这部小说，对
俄罗斯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含蓄的批评。那本书教会了我大部分关于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
的知识。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它，或者你很久以前读过它而记不清它讲了什么，我建议你拿起它读
一下。
《动物农场》这一寓言中，动物们接管了农场的经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教训来自于它们在谷
仓墙上画的那句借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名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多么理想主义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能尽其所能地进行生产，而社会上更有能力的成员能生产更
多产品，那就太好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更需要帮助的人能得到更多，那
就太好了。但是，正如农场里的动物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如果工人只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那么他们其中能力较强的人就没有动力付出额外的努力来生产剩余产品，从而满足能力较弱的人
的需求。当然，最大的挑战是找到适当的平衡：以税收的方式，从成功人士那里拿到足够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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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资助服务、政府项目和财富转移，同时又不削弱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或鼓励他们寻求低税收管辖
区。
我上文讨论的是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其中一些后果可能不太理想。但理想主义者的愿望并不能主
宰经济，现实才是主宰。其中最重要的是激励的力量和供求的影响。规则必须得到尊重；不能忽
视规则、任其消失或推翻规则而不承担后果。
如果有人认为生活在一个倾向于平均分配利益而非自由市场的中央计划经济中会更好，那他肯定
没有学过历史（或者没读过《动物农场》）。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从来没有奏效过。经济规律
最终总会胜利。各国可以尊重这些原则并从中获益，也可以试图违反这些原则，并为此付出表现
欠佳的代价。在政治的世界里，可以有无限的利益，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在经济领域，只有
取舍。
2024 年9 月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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